①承认土地私有 ②打击旧的贵族 ③增强军队战斗力 ④强化社会控制
●及帝（晋元帝司马睿）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王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
民族 | 内容梳理 |
① | 实行南北面官制度 |
② | 政权都兴庆，创制文字，模仿北宋制度 |
③ | 与南宋长期对峙，后现“大定之治” |
④ | 完成统一，创制文字，进行了制度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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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
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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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地区 |
1684年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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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 |
1689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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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和新疆地区 |
平定准噶尔部、大小和卓的叛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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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 |
1727年派驻驻藏大臣 |
材料一 公元前4千纪始，东地中海青铜文明包括西亚、北非、南欧三个亚区。这三个亚区的共性也比较明显——均流行青铜人像或神像，随之流行的还有青铜牛、印章、护身符、双翼斧等。青铜人像或神像多与祭祀活动有关，早期形体较小，晚期出现一些真人大小的雕像。人像的身份有法老、国王、神袛、祭司、祈愿者、献祭者、武士等，体现了东地中海青铜文明浓厚的神灵信仰和宗教氛围
材料二 亚欧草原青铜文明自西而东可分为东欧、南西伯利亚-中亚、中国北方-蒙古高原三个亚区。这三个亚区青铜器的类别与形制存在一些差异，比如东欧流行双刀战斧、横签战斧、板斧等，南西伯利亚-中亚流行弓背刀、钩刺矛、喇叭口形耳环等，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则流行管斧、铃首刀、铃首剑等。不过，共性更为明显，比如武器十分发达，工具、装饰品比较常见，晚期都流行马具和鍑，还有动物装饰艺术。
材料三 公元前3千纪末期，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纵观中原青铜文明可以发现，以容器为核心的特征始终未曾改变，只是在细节上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器类方面，夏代至西周早期，青铜容器以爵、斝、觚、尊、自、罍、觥、壶等酒器为主，形成了标识身份等级的爵觚制度、流行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等传说类动物纹饰，罕见人物形象；西周中期至战国时期，青铜容器以鼎、鬲、簋、篮、敦、豆等食器为主，形成了秩序分明的鼎簋制度和编钟制度，流行窃曲纹、鳞纹、环带纹、蟠螭纹、蟠虺纹等抽象纹饰，偶见人物形象。中国青铜文明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青铜器铭文众多，尤其是有很多长铭文的青铜器。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中国先秦时期的人口数量因统计资料缺乏而难得其详；到汉代，最高达到6千万左右；魏晋南北朝时期因长期战乱而下降一半左右；唐代鼎盛时期，最高达到8千万左右；北宋末期（12世纪初），首次突破1亿大关。在古代，人口的增长和繁多，固然是自然条件优越的结果，主要的还是整体生产力、特别是粮食生产发展的结果。除了人口数量，还要看劳动者文化教育素质。宋代通过科举等各种考试（包括“特奏名”恩赐等）而获得功名的人共有11万左右，目前可考者有4万多人。而参加各级考试的人数要多出几百倍。农民的识字率和文化素质也因此大大提高。岳飞虽然出身佃农，却从小就有机会练习弓枪、读书识字，成年后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武将才能。从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发现的处摩崖石刻来看，山区牧羊人也有能识字写字者。南方农村的文化教育水平高于北方。如福建路建州“耕且读者十家而五六”，邵武军“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
——摘编自姜锡东《宋代生产力发展水平》
材料二 宋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局限性，从长时段对比来看，主要表现为：农业技术还属于古代经验型，这个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进步，是广大农民长期的生产实践、亲自体验、外在观察、经验积累的结果。农具小型化趋势，宋代中原内地的牛马牧养业明显萎缩倒退。特别是耕牛的短缺，导致黄河和长江流域都普遍存在畜力不足问题。畜力不足，就只能依靠人力。而人力不可能牵引、推动大型农具，人们只能竭力发展改进小型农具。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甚至局部萎缩，学者漆侠的论文已论述宋代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及其所导致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这里再补充如下：由于战乱和水灾等，原来处于领先地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唐末五代宋金时期发展迟缓，开封市以南许多地区甚至长期荒芜。粮食生产供不应求、南粮北运问题，成为长期制约北方生存与发展的一大难题。
——摘编自姜锡东《宋代生产力发展水平》
材料一 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大批耶稣会士来华，其中包括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等人。他们在接受中国传统风俗与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传播西方文化。地理方面，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数学方面，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物理机械工程方面，邓玉函、王徽译绘《远西奇器图说》；此外，还涉及天文历算、水利技术、欧洲古典哲学、美术、音乐、建筑等方面。就其知识水平而言，基本上代表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平均或最高水平。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史资料汇编》
材料二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郝景春《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材料三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