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侠 | 事迹 |
红线女 | 自述“前世本为男子”，因意外杀人而转世为女子，因此红线女的所思所想都是为了赎清自己前世的罪孽 |
樊夫人 | 慈悲为怀，无偿救助遭受困苦的百姓 |
聂隐娘 | 一心为主出谋划策，排忧解难，在任务完成之后，选择归隐自然 |
英国的礼单（部分） | 中国的回礼单（部分） |
天体运行仪器、望远镜、地球仪；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座钟；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巨型战舰模型 | 珐琅、珍宝、玉器、瓷器、花缎、画册、鼻烟壶、扇、普洱茶48团、茶膏9匣及各色土产食品 |
贵族头衔”的人将被禁止担任联邦政府职务。该修正案最终获12个州议会通过，而被另外26个州议会搁置，因此并未生效。这一结果反映出此时的美国（ ）
材料 长江流域是我国古代“陶塑”艺术的重要起源区。新石器时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最早的陶塑小猪。商代青铜工艺的制作带动了“陶塑”艺术的发展，到战国时期，“陶塑”工艺已具备相当成熟的技术，为“瓷塑”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代“陶塑”发展到高峰之后，“瓷塑”艺术开始兴旺，逐渐取代“陶塑”且普及到生活、艺术等多个领域。宋室（宋廷）南迁后，很多北方官窑的工艺被工匠们带到南方，江西景德镇逐渐成为宋代的制瓷中心和“瓷塑”中心。南宋以后社会动荡，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从事自立的艺术劳作，充实了画匠、塑匠、雕刻匠的社会队伍，产生了很多有影响力的艺术作品。此时，“塑造”与“雕刻”的艺术表现共同影响着陶瓷“塑造”水准，如江苏宜兴紫砂雕塑艺术就体现了各行业相互影响的迹象。
宋元明清时期，在雕塑艺术创作上有很多“瓷塑”作品进入寺庙殿堂、富绅豪宅。景德镇的“胡人牵马俑”、元代的青花釉里红，再到清代“瓷塑”工艺的发展都是唐以后“瓷塑”艺术的结晶。明清时期，在景德镇的陶瓷商贸活动中，陶瓷产品以其所承载的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工艺与文化形式传播到东亚、东南亚乃至更远的地方。
——摘编自向颖《浅谈中国古代陶瓷雕塑艺术的发展》
材料一 从17世纪开始，荷兰人来到亚洲并开辟了欧亚贸易和远东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及灵活的贸易方式，在早期远东贸易中成功地立足于亚洲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还加强控制了东亚地区的日本和中国的贸易通道。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平户设立商馆，进一步扩充公司在亚洲的贸易网络。164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马六甲后，将其作为贯通中国和日本的跳板，以扩大它在远东地区的贸易和掠夺范围，从而开辟经中国台湾至马六甲到达印度地区的贸易航线。
——摘编自李倩《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远东贸易研究》
材料二 17世纪，荷兰人在东南亚和东亚开展殖民扩张时期，在与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争夺海上贸易权的同时，与穆斯林商人、日本海商、中国海商和东南亚本地王公等围绕东南亚和东亚的海上贸易权展开了激烈争夺。荷兰人力图排挤中国和日本海商，垄断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在远东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殖民统治体系和海上贸易网络。
——摘编自许序雅《17世纪荷兰人与远东国家和海商争夺东南亚和东亚的海上贸易权》
材料三 17世纪初是荷兰进入东南亚开展海上贸易的最初阶段。1602年前，在隆塔尔岛、马班达群岛等地，荷兰人都建起了商馆。早在1598年就有不下5支远征队的22艘船只向东印度进发，到1601年共有14批65艘荷兰船到东南亚进行贸易。此时，荷兰人也开始从事中国货物的转口贸易，即在东南亚购买中国货物，然后转销到国内，荷兰人经营下的东南亚与阿姆斯特丹的远程转口贸易发展十分迅速。
——摘编自赵文红《17世纪初期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成就》
材料
现代外交制度是主权国家运行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外交政策的成长、国内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国内舆论对外交事务的日益重视，外交决策模式在内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其制度化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
1949—1976年，很多外交决策往往通过外交部或者其他外事部门上报文件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圈阅的方式决策。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工作之后，几乎天天要审阅外交部的请示报告，甚至连为法国学生开办暑期汉语培训班、援助肯尼亚体育综合设施之类的事务都要经过邓小平的批示。
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一些事务性政策、例行性政策、常态性政策的决策权力被下放，明确规定只有那些牵涉重要国家利益的战略性议题必须交给中央决策讨论，其他一些次要的外交政策议题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或者由外交外事部门决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重要的外事决策往往由外交部、外经贸部、文化部等部委甚至司局级单位经过讨论达成共识后形成部委的意见和政策。
——摘编自赵可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
材料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训政纲领》，宣布“军政”结束，进入“训练国民使用政权”的“训政”时期。国民党以强力推行“以党治国”，遭到了社会人士的批评。
1929年，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中国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经常侵犯人权的并不是个人或团体，而是国民党党部与政府机关。胡适要求尽快制定宪法，他强调“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胡适的言论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引起了较大的舆论震动，梁实秋等人著文响应他的呼吁。
国民党内也有人要求“民主”与“法治”。党内元老蔡元培曾致信胡适，称赞其论点“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而一些在党内权力分配中失势的政治派别，更注意利用民间的舆论来反对蒋介石等当权派。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地方实力派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草草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报纸评论说，“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
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也感觉到有稍变统治方法以消弭反对派的必要性，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但遭到党内另一实权人物胡汉民的坚决反对，演变成“约法之争”。
中国共产党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有一部好宪法，要想畅通实行是不可能的，宪政运动的主题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
——摘编自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训政”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逻辑清晰，表述通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