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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使用的石器 | 商青铜铲 | 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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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汉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康居王使者册》。（康居，汉代时是中亚大国） |
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用希腊字母刻写的安息（即位于伊朗高原的帕提亚帝国）“法拉克麦”铅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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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武帝纪》 |
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十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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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
（周瑜）进，与操遇于赤壁。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 |
材料一：
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部分引文 | |
材料来源 | 引文内容 |
《论语·子路》 |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
《孟子·离娄上》 |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
《周易》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吴兢《贞观政要》卷1《君道》 |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
材料二：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中，中华民族创造的伟大文明绵延传承。内聚的地理环境、广阔的疆域和众多人口，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外在条件。持续沿用的汉字以其广泛适用性、文化附加功能、高度组词能力、形音义一体功能、文化固化功能等，是中华文化持久传承的坚固载体。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水乳交融，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形式和内涵。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为文化发展繁荣创造了条件。丰富的、多层次的教化体系，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持续稳定的保障机制。独特的史学传统，铸就了赓续延绵的历史文化传承意识。中华民族沿着适合自身特点的道路不断前行，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凝结中华民族思想智慧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等典籍，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展现了独到的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丝绸、瓷器和茶叶，千百年来源源不断地输往各国，成为独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
——摘编自人民网《讲好中国历史 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一：
睡虎地秦简（部分）
睡虎地秦简被分类整理为《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为吏之道》等十部分内容。“律”即是法、法律……秦简中提到秦国基本国策为耕战政策，用兵农合一的方式来提高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力量……该简的字体是“秦隶”，此时的文字开始化繁为简，属于一种从篆书往隶书转变的字形。
——摘编自《国家宝藏》
材料二：
鎏金铜马
鎏金铜马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首先出现于西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开疆拓土，求取大宛马（当时称为“天马”。大宛是古西域国名，在今中亚一带）。为纪念得到大宛马，武帝特意命人制成鎏金铜马。
——摘编自《国家宝藏》
材料一 嘉峪关（今甘肃省）魏晋墓砖壁画
牵着骆驼的商人 犁耕
龟兹妇女采桑图 驿使
材料二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秤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蒂丘拉地（阿富汗北部）出土的黄金制品君主与龙。（公元25—50年，御龙者身上的服饰、龙的形象，可看到中国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