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点 | 出处 |
| “（康有为）初讲学长兴里，号长兴学舍，好测览两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 | 冯自由：《革命逸史》 |
| 康有为自己向香港《中国邮报》编辑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 |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
| 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康有为称“尧、舜如今之滇、黔土司头人也”：又称：“尧、舜皆孔子创议。” | 茅海建：《茂成变法研究》 |
材料一 中国古代传统契约的基本框架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概括。其一，政治性质的契约。从先秦时代的盟誓或盟约，到秦汉以降的约法比如“约法三章”及“约法十二条”等，均为统治者向民众宣示的具有法律性质的“约”。其二，私人之间通过合议缔结的契约，其种类和内容基本上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城，从婚姻到交易，从借贷到合股，等等，皆以私人合议来建构社会秩序。其三，介乎两者之间的具有建构共同体功能的契约，诸如家族或宗族、村落、商行以及会社制定的“约”；它们之中既有倡议者单方面宣示的“约”，也有参与者共同合议的“约”。
——摘编自徐忠明《社会与政法：在语境中理解明清契约》
材料二 “契约”精神在西方文明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欧洲17—18世纪以来的契约出现了新变化和新特点。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与身份社会的瓦解，出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转型；近代西方契约既是处分财产的工具，也是权利、平等、自由、合议与法律之间的楔石。近代对契约关系的解释理论以社会契约论为主，它一方面批判了中世纪的封建神学，同时又补充了理性主义原则；不仅考察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更倒重分析了个人与社会、公民与国家的契约关系。
——摘编自李萍《论西方现代契约精神的形成》
材料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其代表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认为，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英国不相上下，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英国走向了工业化的道路，而中国则继续在集约型的农业道路上发展着。他认为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中国用的是人力和牲畜力，英国用的是机器动力，而机器动力的能源来自煤。煤的产量，英国一个世纪里翻了五六倍。与此相比，长江三角洲远离中国的主要煤产地。所以，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在1800年以后出现的大差距或“大分流”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巧合。
——摘编自卢汉超《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为什么西方学界热衷唱盛中国？》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和世界史的相关知识，谈谈你对彭慕兰观点的认识。（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材料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机关中的个别不纯分于开始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腐败现象开始蔓延。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养成了官僚主义作风，沾上了贪污腐化等行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降低。为了抵制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的蔓延，党中央发动了“三反”运动。党中央认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不仅是一种陋习，更是一种犯罪行为，必须依法铲除；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发动群众，把个人坦白、群众检举与组织检查相结合。此外，党中央还特别注重对党员干部进行反特权思想的教育。要求干部家属必须正确对待权力，反对干部家属或子女利用手中的特权享受特珠待遇。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放下装腔作势的架子，倾听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建国初期党中央开展的官场陋俗改造运动，使盛行于党和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主义作风、铺张浪费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摘编自杨松菊、朱立红《毛泽东与建国初期的官场陋习改造》
材料 基于对苏中两国弹道导弹的防范，约翰逊政府突出“中国威胁”，筹建美国第一代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其以苏联为主要假想敌，但亦兼行对华作战。1963年12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约翰逊提交了第一份总统备忘录草案，建议1965财年预算投入的方向是增加民兵导弹数量与质量，全面提升洲际导弹可靠性。麦克纳马拉指出，“我们战略力量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单独或与其他力量联合摧毁苏联及其欧洲卫星国社会的能力”。目标是“确保摧毁”苏联，即能确保在遭受苏联对美国战略核力量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之后，还足以摧毁苏联的政府和军事指挥系统。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东风2号甲”导弹与原子弹进行了“两弹结合”飞行试验，获得成功。在美国人看来，“共产党中国”开始拥有中程核导弹能力，或许1970年代中期可能拥有洲际导弹能力。美国军方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960年代末得到约翰逊政府授权，在美国本土有选择地有限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摘编自刘磊《约翰逊政府有关部署反导系统的争论及决策》
材料 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认为，真正的富国应是兼足天下，上下俱富，荀子主张开源节流；强本扬末。强调“故家五亩宅，百亩四，务其业两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他充分肯定商业的流通功能，“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但是荀子主张国家对商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管制，反对市场价格机制。富国裕民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根本目标。亚当·斯密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目标是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他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持“看不见的手”，以有效调节经济运行；市场经济机制的核心是价格机制。关于经济人的价值理性，亚当·斯密主要论述了谨慎、仁慈、正义和自我控制（节制）四种，突出了德性的利已性。
——摘编自贺汉魂《萄子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伦理比较及现代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