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4日，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江桥战役打响了东北抗战的第一枪。上海福昌烟草公司专门生产出“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上海人争相先购买，一时间，出现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供不应求的局面，一些不吸烟的人也买回几包留作纪念。这说明（ ）
阶级 | 土地革命前（1935年1月） | 土地革命后（1939年12月） | ||
数目 | 百分比 | 数目 | 百分比 | |
贫民 | 204 | 63.7 | 136 | 42.6 |
中农 | 50 | 15.6 | 123 | 38.2 |
富农 | 16 | 4.9 | 22 | 7.0 |
地主 | 12 | 3.8 | 0 | 0 |
材料一：五四时期产生了新民主义革命几乎所有的基本国素，陈独秀指出，社会上各项人中“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不主张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帝主义那条旧路是不能再向前走了，唯有去找那条社会主义新路来走”。
——摘编自陈培均《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等
材料二：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人“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南昌起义公开以国民党左派名义进行号召，并成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委员会。起义军在向广东进军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的重兵围攻，部队损失严重，大多数参加者经受住严峻的考验，继续跟共产党走。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在贛南的“三整”，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进行的改编一样，都在努力把起义部队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为这两支部队后来在井冈山会师奠定了思想基础。
——姜廷玉《论八一南昌起义精神的内涵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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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东汉河南郑兴家族简况（据《后汉书》整理）
材料二：两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变迁，使“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千年土地八百主”，高官大族也可能“家世零替”。如何整合族人、延续世系、复兴宗法成为宋代士大夫面临的共同难题。于是，以建宗祠、置族田、修宗谱、定族规、立族长为主要特征的宗法家族制度得以全面复兴。
按照宗法制度，在祠堂祭祀中应当按辈分排列祖先的地位。但清代早期，江苏宜兴任氏祠堂家祭的对象，除一族祖先之外，其次即是官员和有钱财的人，再次则是所谓有一善一行的人，最后才是本宗族的一般平民祖先。此类现象并非个例，所以引起了当时卫道之士的批评。
──据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等
材料三：如图所示是某学习小组研究“1927﹣1929年中共武装起义与宗族组织”时提出的论证思路：
材料四：1984年11月，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和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修谱、续谱之风在各地悄悄兴起。近二十年尤其是2000年后的近十年中，民间新修族谱大量出版。新修族谱中，妇女也可填名入谱，入继、入赘、改嫁、非婚生子嗣等入谱基本全部放弃了传统“义例”中的严厉规定，基本不再有各宗之间因大小宗、因外娃子嗣的“名分”、因族产祀田归属争得你死我活的现象。地方政府也公开编写某些姓氏谱牒，比如，编《太原王氏》，起因是为了缅、泰华侨的热烈需求，编汾阳郭氏资料是为了郭台铭和富士康。上月河南新郑在中央某大报上登整版“黄帝公祭大典”消息，下面排的是29个本地招商项目。
──据《民间修家谱热调查》
材料一：“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以旧军队为基础自发组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它的领导人物大多数都是一些旧军官，部队成分比较复杂，有的组织纪律不严，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义勇军人数最多时曾达三十余万，活动几遍于东北全境。但为时仅年余，先后失败。尽管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政策，东北义勇军在装备、训练各方面相形见拙的情势之下，仍然不顾一切，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相拼，这种爱国精神，是永远值得敬佩的
——郝银侠《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之原因分析》
材料二：东北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它开始最早，坚持的时间最长，进行的斗争极端艰苦卓绝，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谱写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歌，为中国抗日战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与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马沈《论东北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材料一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不是以空话，而是以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事实，使他们迅速看清是谁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应该跟着谁走。……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同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不能分开的……没有土地制度的改革，没有广大农民的全力支持，军事斗争也会失去力量源泉而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三 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提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但是，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1年12月）
材料
自1931年起，日本对外侵略的口号经过了一个演变过程。1931年初，日本大肆宣扬“满蒙”（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与日本有着特殊关系，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口号。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战争的最后目的是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华”建立起连环互助关系。1940年7月，在纳粹德国席卷西欧后，日本内阁确定了南进政策，把侵略矛头指向法国、荷兰、英国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提出了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不久，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将其改称为“大东亚共荣圈”。
——摘编自（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