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 |
概况 |
宋太祖时期 |
宋太祖开宝初年,形式上沿用了唐代的做法,命令合格的选人到南曹、铨司、门下省三处去磨勘,注拟官职 |
宋太宗时期 |
设立“京朝官、幕职州县官磨勘院”,负责考课、甄别中外官吏 |
宋真宗时期 |
宋代磨勘法正式形成 |
抗争类型及地域 |
浙江平民领导的民众反抗太平军事件 |
抗争内容 |
捐费、贡献等 |
抗争对象 |
乡官政治的贪酷与无序 |
材料 明太祖起自“淮右布衣”,亲历了元末的暴政渎扰,有过参加和领导红巾军的经历,因而重视总结唐、宋以来历朝统治经验,形成了“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治乱世用重典”、立法“当适时宜”、“当计远虑”等有针对性的法律思想,并以此为指导,进行了《大明律》等一系列重要立法。朱元璋视《大明律》为维护朱明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是中国明代以前各个朝代法典文献编幕的历史总结。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努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
日本正德时代,积极购求有关《大明律》的书籍,明治初期的诉讼制度,即反映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譬如“听讼回避”、“亲属相为容隐”条的规定,与《大明律论基本相同。《大明律》对朝鲜有很深的影响,朝鲜仍从该国国情、民俗出发,对《大明律》进行改动和创新,所谓“国时俗事或轻之或重之,或别立新条者多”。
材料一 《海国图志》中的许多论述已经超出一般的海防范畴,而把眼光放到了整个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魏源在《海国图志》卷首开宗明义说明,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他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通过对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指出:“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国家之间的较量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军事实力的对抗。他说:“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因此,更确切地说,该书反映了魏源的国家安全观。
——摘编自亦真《<海国图志>与魏源的国家安全观》
材料二 美国安全思想和理论的主要阐述人是保罗·尼采和迪安·艾奇逊等人。1947年7月“国家安全法”通过后,“国家安全”的地位迅速攀升,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审议过程中位居“绝对压倒一切”的高度。1950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一68号文件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大宪章”,“战略思维”成了政府一级官员们讲话的时髦方式。此时,“国家安全”正式成为日益重要的美国安全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联系非常紧密,以致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安全问题与外交问题实为一回事。在70年代初之前,美国的国内安全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其国家安全多表现在对外政策上,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此后,特别是1971年美元贬值后,对美国统治者来说,传统的敌友观已不再是国家安全中首要的内容,经济等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逐渐占据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
——摘编自孟庆龙《美国国家安全思想和战略的演变》
材料 1961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工业十七条”。《指示》认为前一段时期权力下放的过多、过于分散,所以现在要把权力更多地集中到中央一级,并强调严格执行国家计划,不得在计划之外层层加码,在之前下放给地方的中央企业中,凡是产品需要在全国范围统一调度的,现在一律收回中央等等。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方面,“工业十七条”规定企业必须规定“五定”(即国家给企业定产品的方向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消耗定耗和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外部协作关系)和“五保”(即企业向国家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 进行生产。在这一新体制下,厂长将重新有权总理企业内部的行政事务,且企业中生产、技术、财务等部门都将由专业人员负责。
——摘编自《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中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材料中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作用。
材料 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与森有礼,双方就辫发衣冠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辫论内容如下:
李鸿章:贵国近来所举行之事几乎无一不应表示赞赏,而唯独对贵国改变旧有服制、模仿欧洲习俗一事不以为然。
森有礼:我国旧有服制宽松爽快,极为适合无事安逸度日之人,但完全不适合忙碌勤劳之人。虽能适应过去的事态,但时至今日,已觉得其甚为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制,我国从中获益不菲。
李鸿章:衣服制度,乃人们追怀祖先遗愿的一种体现。作为子孙,应该对其表示尊重,并让其万世传承才对。……阁下对贵国舍弃旧有服制,模仿欧洲风俗,将贵国独立的精神委诸欧洲的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
森有礼:不仅丝毫不感到可耻,而且我们反而以此变革为骄傲。此变革绝非外部强加给我们的,完全是根据我国自己的喜好作出的决定……
李鸿章:我国决不会实行这样的变革。只是诸如武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等,为必要之器物,他人最擅长之处,才不得不从国外引进。
——木村匡:《森先生传》,摘编周程《中日现代化进程中观念冲突之一斑》
根据上述辩论场景,结合时局,自拟一论题,并进行分析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