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第一节 中外关系的表面和缓与列强加紧在华掠夺利权 第二节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 第三节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第四节 社会各阶的政治动向 |
| 时间 | 沿海地区 | 内地 | 三线地区 |
| 1952年 | 70.8% | 29.2% | 17.9% |
| 1957年 | 67.9% | 32.1% | 20.9% |
| 时间 | 欧洲活字印刷术的使用与进步 |
| 1450年 | 德意志的美因兹人约翰·古腾堡开始用活字版印刷书籍 |
| 1465年 | 德意志人瑞因海姆和帕纳兹在意大利创办一家活字版印刷厂 |
| 1470年 | 三个德意志人在法国的索尔本建成一个活字版印刷厂 |
| 1477年 | 活字版印刷术传到伦敦 |
| 1499年 | 活字版印刷术传到马德里 |
材料：县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长官的基层政区，因此划定县的幅员是确定其他层级政区幅员的基础。秦汉时定下了一个基本原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百官公卿表》）这个原则自然合乎道理，因此为以后历代所遵奉，百里之县成为习惯的称呼，县令有时也就戏称为百里侯。
县以上政区的幅员则没有面积大小的明确规定，大致是以所辖县的数量作为大小的衡量标准。汉代的人俗称郡为“千里之郡”，指的是一个郡大约领有十县之地。三国时代的人称州为“万里之州”，也是表示一个州大概包含百县之地的意思，并不是郡非千里见方，州非万里见方不可。说到底，千里之郡与万里之州也是间接以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两项指标来确定幅员大小的。因此在秦汉时代，南方的州郡幅员都比北方大得多。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中期，当德国工业革命刚刚起步时，德国的第一条铁路—富尔特一纽伦堡铁路便建成通车了。从40年代起，铁路建筑业迅速发展，到1872年，全国铁路总长度达到22426公里，超过了法国和英国。大规模的铁路修建给予采矿、冶金、煤炭和机器制造业以巨大推动，促使德国工业发展的重心较早地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从1848年至1875年，德国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一直超过轻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始终领先于消费资料的生产。1870年，德国煤产量达到3400万吨，生铁产量139万吨，钢产量17万吨，分别比1850年增长了4.1倍、5.6倍和28倍。机器制造厂在1861年时已达300家，雇用工人近10万人。
——摘编自吴于座、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二 交通运输业的革命造成了持久、深刻的影响。据统计，每建设1英里的铁路，铁轨、机车、车辆和道岔就需要金属制品5000多普特。从19世纪70年代起，钢取代熟铁做路轨后引起炼钢业大发展。世界各国钢的产量从1870年的50万吨猛增到1900年的2800万吨。更值得关注的是，运输业的经济效益远远超过了提供运输的意义。
——摘编自高德步、王钰主编《世界经济史》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金融体制改革部分法规及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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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条例》等（1927年10月） |
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资本总额为2000万元，由国库一次拨足；中央银行可招集商股但商股额不得超过49%：中央银行设在上海以30年为营业期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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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条例》（1928年10月） |
规定中国银行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总资本为2500万元；其职能为代理政府发行海外公债，管理政府在海外存款、发展和扶持海外贸易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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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条例》（1928年11月） |
规定交通银行为“特许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总资本为1000万元，总部设在上海，其职能主要为“发行债标”，代理交通事业之业务，发展其他实业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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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法》（19355月） |
保持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特权，针对各地政府对收入隐蔽不报或层层克扣的积弊，国民政府通年令各机关公款必须移存中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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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银行条例》（1935年6月） |
规定中国农民银行为股份公司，资本额为1000万元，指定其业务为“供应农业资金，复兴农村经济”但其资金也用于军事。 |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 苏德战争初期，德国各装甲师以他们此时早已熟悉的方式冲破边境上的防御工事，深入到后方，包围了苏联所有的军队。德国人的获胜除了突袭这一重要因素外，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他们一开始就在数量上占优势。当然苏联人有大批后备兵可资利用，但是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使得苏联很难迅速有效地利用这些后备兵。而且德军由于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各种环境下都作过战，因而它还拥有具备作战经验这一显著优势。此外，斯大林拒绝认真对待纳粹很快就将进攻苏联的警告，因此多数飞机第一天还在机场上就被炸毁了。另外还应该想到的是，这不是苏联和德国之间，而是苏联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一场斗争。也就是说，苏联红军不仅要对付德国军队，还要对付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大量军队。苏联的兵工厂除了与德国的兵工厂竞争外，还要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兵工厂竞争。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 刘宗周（1578—1645年），浙江山阴人。明末著名的儒学大师，因讲学于山阴城北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
“慎独”一词原出于《中庸》，历来被儒家作为内心省察的道德修养而尊奉。刘宗周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在他看来，“慎独”包括了上至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下至个人的道德修养等一切重要学问和做人的道理。“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他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他还认为“慎独”能使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中和”的境界，是实践“中庸之道”的必要途径，故而“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他的一些叛离理学的思想观点，后来为他的学生、戴山学派的主要代表黄宗和陈确继承并发展，逐步建立起与理学相对峙的思想体系。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早期维新士人群体代表人物及其经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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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 |
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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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 |
曾长期求学，生活于上海、香港、澳门等“西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或与传教士接触密切，或出身于洋行买办，直接受到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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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薛福成、黄遵宪、崔国因等 |
曾担任出国使臣，对西方国家的政情有过具体考察和了解，部分人还直接参与洋务新政。既熟悉新政之得失，又洞悉官场之弊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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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陈炽、陈虬、汤震等 |
大多具有举人、进士功名，早年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心怀经世之志，入仕则官位不显，居乡则熟知民情，虽皆抱负不凡，然多怀才不遇。 |
——摘编自虞和平、谢放《中国近代通史：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早期维新士人群体”拟定一个论题，并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