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 | 欧洲火柴 | 日本火柴 | |||
| 年份 | 数量（罗） | 总值（海关银两） | 数最（罗） | 总值（海关银两） | |
| 1894 | 481，232 | 119，077 | |||
| 1895 | 537，487 | 133，924 | |||
| 1896 | 213，292 | 59，610 | 566，875 | 111，734 | |
| 1897 | 184，282 | 39，577 | 549，478 | 110，443 | |
| 1898 | 18，350 | 3，597 | 79，030 | 19，597 | |
（日本领事报告第百二十九号，工业，第23—240）
材料从侧面反映出（ ）
| 时间 | 个人所得税 | 企业所得税 | ||
| 档位 | 税率 | 档位 | 税率 | |
| 1981年 | 14个 | 11%-50% | 5个 | 15%、18%、30%、40%、46% |
| 1988年 | 2个 | 15%和28% | 3个 | 15%、25%、34% |
表中数据变化可以印证美国当时（ ）
材料一：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对为政者的德性有着深入的思考。孔子认为“仁”是为政的根本和出发点，他强调为政者要具有仁民、爱民的大德。围绕着如何仁民，他提出“政有使民富且寿”“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等主张。他主张为政的首要条件是本身具有高尚的道德和人格，能将内在的圣德推而广之，以教化民众，对外则担当社会重任，治国安民。同时，他认为为政者要先从修身齐家、努力追求理想的人格和境界做起，然后从个人到他人、从家庭到社会和国家，从而达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他还认为为政者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才能更好地实施政令，只有为政者以德修身．勤勉尽责，才能治理好国家。而对于如何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孔子认为，要通过外察和自省相结合不断提升自己。
材料二：柏拉图在《理想国》等著作中阐述了许多关于统治者政德的内容。他对治国者的政治信念、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认为，统治者的统治就是在理智和统治技艺的指引下，始终大公无私地、公正地对待他们的臣民，并“运用他们的技艺作为一种比成文法更加强大的力量去谋取幸福”。他以具有智慧和知识作为君主的首要条件，独创性地提出了由“哲学王”担任统治者的观点，其“理想国”中的完美君主——“哲学王”能将智慧与权力统一起来、知识与理性有机结合起来。柏拉图提出真正的哲学家要有“正义”“节制”等品质。他认为正义是一个人的理想所在，是人们的一个目标，是人性中理性指导意志、情感、节制欲望的一种理想状态，统治者如果能按照最高理性管理好国家，便是推行社会的“正义”；他也认为节制像勇敢一样是一种具体的善，是一种美德，“节制型的执政官是极为谨慎、公正、循规蹈矩的，能在私人事务方面发挥良好的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邢同卫、朱艳红《孔子与柏拉图的政德思想探析》
材料：表3 1924—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富农政策的演变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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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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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9年 |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富农对农民协会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 1929年，《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指出“同情革命的富农，必须吸收到反地主阶级的战线之内。……摇摆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那不必故意加紧对他的斗争，而使之中立”。 1929年，《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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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5年 |
1929年，共产国际指责中共所实行的路线，被机会主义的“联合富农”的路线所代替，中共接受了批评。 1930年2月以后，中央苏区普遍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二七”会议更提出了没收自耕农土地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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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49年 |
1935年12月，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均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 1939年，毛泽东指出“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 1948年，毛泽东提出要区分新富农和旧富农，强调对待地主和富农应依照土地法大纲加以区别。 |
——摘编自秦宏毅《四个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富农政策》
根据材料，围绕“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富农政策的演变”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相关史实加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全面，逻辑清晰）
材料：宋朝以后，儒学士人投身基层教化，以乡约教化乡里，北宋吕大钧兄弟是乡约的创造者，吕大钧撰写的《吕氏乡约》，是儒学士人教化乡里的范本，其主要内容有：德业相
劝、礼俗相规、患难相恤。明朝后期，乡约改为宣讲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六谕主劝喻，但也有禁约成分，使乡约逐渐带有强制力；明朝儒学士人常常引用《大明律》来解释六谕，不遵乡约的百姓要受到处罚，甚至送官府治罪。清朝乡约基本延续了明朝的模式，但宣讲内容变成了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帝的《圣谕广训》，宣讲时也常常引用《大清律例》。原本由儒学士人发起的教化百姓的乡约，经政府利用和推广而具有约束力，并与法律合流。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选择性必修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