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语言规范的核心内容是确立某种语言或方言作为全国通用的交际工具,即以地位规范为主。最早有记载的通用语是“雅言”,即周天子居住地的方言,在各方言中居于较高地位。当时用“雅言”去读解经文是对读书人的基本要求。《论语·述而》云: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春秋战国时期,全国性通用语已经不复存在。《吕氏春秋·知化》云: “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马上着手全国通用语言文字的确立。许慎《说文解字·叙》云: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秦朝文字规范统一的措施对共同语的确立有很明显的促进作用。到了汉朝,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盛,语言的统一性大大加强,扬雄《方言》中的“通语”即是可通行于四方的共同语,是以汉朝都城所在地的秦晋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导致其语言情况“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氏家训·音辞篇》)。由于洛阳是东汉乃至魏晋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洛阳方言的影响非常大,洛阳太学书生诵读经典的读书音“落生咏”享有较高的声誉,为各方言区人所模仿。颜之推主张“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也就是以帝王都邑语音作为规范语言的基础语音,他反复较量,最后取南方金陵语音和北方洛下语音两相折中,作为南北通用的标准语音。“这种主张,奠定了隋唐统一中国后的语言规范的理论基础。”隋唐至宋,主要通过颁布官修韵书来确立和推广通用语的语音标准,比较重要的如《切韵》《唐韵》《广韵》等。因为洛阳、长安、开封等地区一直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这些地方的方言就具有了通语性质。元朝定都大都以后,学校教学都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音的“天下通语”,国家的主导性或基础性方言由中原地区向北偏移。明朝和清朝继续以北京作为都城,北京地区方言作为全国通用语的基础方言地位进一步巩固,称为“官话”。
纵观中国古代语言规范的历程,语言规范的主要内容就是选择何种方言作为全国通用语,一般都城所在地方言就成了全国通用语。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王朝的都城基本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华北平原———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地,政治上的优势决定这些地方的方言先后成为全国性的通用语,通用度非常广,其使用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新老都城所在地,而是广泛存在于华北、东北、西北、西南、江淮等广大地区,最终成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摘编自刘楚群《当今语言规范观: 中和诚雅》)
材料二:
语言规范的“雅正观”贯穿古今。现代汉语时期,强调“正”多于强调“雅”,讲“规范”多讲“雅顺”少。在教育普及的当下,在重视文化的当下,既要讲“正”又要讲“雅”。当然,雅正是就规范而言,对语言本身,对语言生活,则不必也不应强调“纯洁”。通过语言规范来匡谬正俗,这种规范观虽然较为传统,也常有批评,但仍然在社会上较为流行,也确实是语言生活所需要的。
语言规范的行为,本质上是对语言变项的选择。语言在历时发展中,在共时应用中,都会出现变异和分歧,一个语言项目可能形成若干变项。语言变项的存在是常态,是语言丰富发展的一种表现,当然也是语言整合的对象。语言规范就是对语言生活中存在的语言变项的选择,就是依照语言发展规律的选择。认识语言规范的这一性质,树立语言规范的“选择观”,可以从根本上摆正语言规范与语言发展的关系,可以自觉地在语言规范过程中去发现语言发展的新规律。语言规范不是“无事生非”,而是在语言生活中出现了紊乱现象时,需要动用社会之力帮助语言的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从而使语言生活恢复到新的有序状态。
语言规范的根本目标是为语言生活服务。“语言生活观”要求语言规范既要反映语言生活现实,又能引导语言生活向前发展。评价语言规范是否合适,就看它是否客观反映了语言生活实际,看它能否科学地指导语言生活。
既然如此,了解语言生活,认识语言生活,是做好语言规范的必要条件。语言生活错综复杂,需要使用现代的各种观测方法,比如建立动态流通语料库,就如同水文监测、气象监测一样,利用这一语料库来监测语言生活的各种变化。观测语言生活,也包括观测语言舆情。语言舆情是社会语言意识的重要表现,同时,通过语言舆情也能够逐渐形成新的语言意识。
一个观念可以改换一个视角,改换一个视角可以发现一片新的学术视域。在雅正观、选择观、语言生活观的综合关照下,我们便会开拓更多新的学术视域,必然会对语言规范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语言规范研究必然会有一个跨越性的新发展。
(摘编自李宇明《语言规范试说》)
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
用晚饭的时候,陶渊明看见他儿媳端出两大盘风鸡和糟鱼来。“嘿,了不起,哪里来的这许多好东西?”陶渊明惊疑而又奇怪地问。“还不是爹带来的。两边都是老人家,真是收下不好,不收下也不好。”这个聪敏的儿媳妇知道,如果公公一不高兴,他是连筷子也都不会去动的,于是她才这样惴惴地解释。
近些年来,特别是在有了孙儿以后,陶渊明对于儿媳的神态不觉已经变得柔和、温存得多了,有时甚至有意去揣摩和投合她的心意。“总是这样时常地道谢他老人家。好,有了好菜,我们大家都来喝上几杯。阿通,你用大碗喝我的菊花酒,我喝糯米酒。媳妇儿也不能不喝。只有一个人喝酒就太没意思啦!”陶渊明的这种兴致,显然是为了要投合他儿媳的心意。
三人围着一张矮饭桌,席地坐下。阿通喝起酒来,正同他种庄稼一样是个能手。他大口大口地喝着,在晒得黝黑的圆脸上,也不时露出一种开朗的笑容来。
在喝过两杯之后,陶渊明不禁又发起平日爱发的感慨来了。“干吗爸爸总爱说这些,读书有什么用?你看颜延之叔叔做了一辈子官,到头还不充军似的到始安郡去做个什么太守。依我看,还是地不哄人,你挖多少锄就能有多少锄的收成!”阿通说罢,大大地喝了一口酒,咂了一咂嘴,又用他粗大的手掌去把嘴唇抹了一下。
“爸爸说话,你好好地听着不好吗?”那个知书识礼的媳妇想制止丈夫的说话。
“不,不。他说得对,说得很对!颜延之是个好人,就是名利心重,官瘾大了点。上回他来,还同我吵架呢。他把自己诗写得不好,归于公务太忙,没有时间去推敲。其实哪里是这样。他一天到晚都在同什么庐陵王、豫章公这一些人搞在一起,侍宴啦,陪乘啦,俗务萦心,患得患失,哪还有什么诗情?没有诗情,又哪里来的好诗!他的那几首《五君咏》,还是他官做得不如意的时候写的。除此之外,可就不大高明啦。”陶渊明理了理胡须,又满满地干了一杯。
“爸爸昨天上庐山见着那个慧远和尚没有?”庞家姑娘担心地问。
“见是见着啦,他们正在做什么法会。这位大法师,就欢喜装腔作势,净拿些什么生啦死啦的大道理来吓唬人。”
“‘未知生,焉知死?’还是孔老夫子说得对呀。”儿媳妇又在运用她的《论语》知识。
“我所看重慧远和尚的,就在于三件事情:第一,他写过五篇《沙门不敬王者论》,而且博通六经,更懂得老庄的道理;第二,他不许可那个架子很大,拿富贵来骄人的谢灵运加入白莲社;第三,他竟同那个贼头儿卢循欢然道旧,一点也不怕得附逆之罪的名声。这些都是要有点胆量、修养、本领的人才能做得到的。不过我同他究竟还是两路人。关于生死的看法,我就同他有很大的不同。说来说去还是我在《归去来兮辞》里面说过的那两句话,‘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我主要的意见就在‘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四句当中。尽,就是完结。凡事有头就有尾,有开头就得有个完结这不是很自然的吗?何况人活在世上多么不容易啊。以咱们家里的事来做个比喻吧,你们死过两个母亲,一个堂叔叔,一个堂姑姑,在我四十四岁的时候大火又把我们的房子烧得精光,在这段时间,几乎大半要靠向别人借贷口粮过日子。像这样,没个完结,行吗?”
这时陶渊明已经有些醉意了,他立起身来,庞家姑娘就赶忙上前去搀扶着他,把他送入室内。
陶渊明一觉醒来,时间只不过三更左右。桌上的一盏黯淡的菜油灯更衬托出这秋夜的萧索和静寂。他起身把灯芯拨亮了一下。本来打算下床,将自己早已打好腹稿的三首《挽歌》记下来,可是窗孔间的阵阵秋风,却使他接连打了两个喷嚏。他又感觉自己四肢无力,实在站不起来。“果然人一到秋天便大不同了啊。脚软,站不起来,这不正表明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吗?”他心里这样地嘀咕着,便放弃了要下床去动纸笔的念头。
他从“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起,一直默念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止,本来这三首诗写到这里,他认为便可完结了的,可是庐山法会上慧远和尚那种专门拿死来吓唬人的情景,蓦地又在他的脑子里闪现出来了。“再在这篇诗里面表示一下我对于生死大事的最终看法吧!”于是他在诗的末尾又加上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两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不错,死又算得个什么!人死了,还不是与山阿草木同归于朽。不想那个赌棍刘裕竟会当了皇帝,而能征惯战的刘牢之反而被背叛朝廷的桓玄破棺戮尸。活在这种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眼前的事情实在是无聊至极;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好,这首诗,就该这样结束,不必再做什么添改的啦。”
“‘人生实难,死之如何’!唉,脚都站不起来,老了,看来是真正的老了啊!凡事得有个结束。”
想到这里,窗外的雄鸡,拍了拍翅膀,已高声啼唱起来了。
(有删改)
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书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诸侯亲服,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夫色、乐、珠、玉不产于秦而王服御者众,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臣闻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王乃召李斯,复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骊邑而还。王卒用李斯之谋,阴遣辩士赍金玉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然后使良将随其后,数年之中,卒兼天下。
是时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无已。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追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税赋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凡所谓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自杀,独李斯就狱。二世以属赵高治之,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遂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二世乃以赵高为丞相,事无大小皆决焉。
(节选自司马光《资治通鉴》)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问候,探望)
若无罪而就死地(走向)
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表现)
B . 孝公用商鞅之法,诸侯亲服(亲附,归服)师不必贤于弟子(才德优秀)
因之以饥馑(接续)
崖限当道者(门槛)
C . 散六国之从(通“纵”,特指合纵,战国时六国联合反对秦国的联盟)知不可乎骤得(屡次,多次)
若不阙秦,将焉取之(侵损,削减)
大礼不辞小让(责备)
D . 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捶打,拷打)①凡所谓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
②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
答龚深之①
秦观
深巷茅檐日渐长,卧看花鸟竞朝阳。
惜无好事携樽酒,赖有邻家振烛光。
尚友颇存书万卷,封侯正阙木千章。
错刀锦段②相仍至,小子都忘进取狂。
【注释】①龚深之:龚原,字深之,自幼师从王安石,曾任国子直讲,退居广陵,与秦观结识。②“错刀”,王莽时铸造的货币;“锦段”即锦缎。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记载古代历史的竹简木牍,历经千年沧桑的秦砖汉瓦,凝聚民族文化的陶瓷器皿,彰显传统艺术的敦煌壁画……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既是见证历史的文化遗存,也是滋养精神血脉的宝贵财富。与文物“对话”,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弦歌不辍的传承,还能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 触摸 的文明,从而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我们理应发挥好博物馆的“大学校”作用,让文物更好融入日常生活。近年来,各大文博机构推出的文创产品让人 , “把文物带回家”成为一种流行趋势。那些或精美可爱或“脑洞大开”的文创产品,让文物活起来也火起来,制造着一个个消费热点。
从《如果国宝会说话》《国家宝藏》等节目的热播,到故宫文创产品的走红,再到云端博物馆的蓬勃发展,一个个文化现象启示我们,文物活化利用,有利于将优秀传统文化 。积极推动文物活化利用,让更多文物活起来,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群众的期待。
依靠少吃、甚至节食来实现闪电瘦的愿望并不现实,还很有可能 。
为什么饿得前心贴后背,就是瘦不下来?其实,能量守恒定律你是无法推翻的,你的困扰可能来自于另一个因素——能量补偿机制。所谓能量补偿机制,就是身体想尽各种方法努力维持能量平衡,尽量避免出现能量负平衡。人体的总能量平衡取决于能量摄入和能量消耗两部分。能量补偿机制是指当你 , 人体的能量消耗比如基础代谢可能会下降,导致即使减少了能量摄入,也无法达到能量负平衡,无法实现减重。换句话说,我们人体是非常聪明的,当你试图“饿”它的时候,为了保护自身,它会下调基础代谢率,这也是人类能进化至今的一个原因——“适应”。这种“适应”就造成了“你少吃,它少用”“不吃也不瘦”的现象。
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身体组成的人,能量补偿程度有很大差异,脂肪含量比较高的肥胖人群在节食后更容易发生显著的能量补偿。所以,单纯靠少吃甚至不吃来减重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不仅达不到减重的效果,还可能造成 , 反而变得更容易胖了。
流派众多的诸子学说,浩如烟海的古代史籍,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深刻体悟前人的智慧,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与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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