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 | 出处 |
(大禹)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 | 《庄子·天下篇》 |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 《左传》 |
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 | 《战国策·齐策四》 |
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 《史记·封禅书》 |
材料一:隋唐大运河与元朝京杭大运河示意图
材料二:元代初创的京杭大运河,经过明代多次大规模疏浚,重新贯通,形成了北京至杭州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建造紫禁城。建城所用的木料、砖瓦、石料等大部分都是通过大运河运送的,临清的贡砖、苏州的金砖等,纷纷顺大运河漂流至北京,为宫城建筑添砖加瓦。大运河上还漂来了江浙的丝绸、棉布、织锦,安徽的笔、墨、纸、砚,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等。可谓“大运河漂来了紫禁城”。
——据网络材料整理
材料一:明英宗在御史的选用上过于重视“进士出身”,御史缺乏必要的政治历练而且缺额现象严重,统治者为此频频发出御史“未尽得人”的感叹。监察御史张鹏等合章纠劾权臣石亨、宦官曹吉祥的不法行为,“上怒,命收鹏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锦衣卫狱,究主使之者……并执鞫(审问)之。”时人常感叹:“今此职不举,故大臣无忌惮,朝多贪墨,如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摘编自刘祥学《耳目之坏:从御史选用制度的演化看明代政治走向》
材料二:苏维埃区域内形成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中国古代封建帝王御用监察机构的独特监察系统,其监察机构虽也拥有一定的科层组织架构,但更加注重从工农群众中吸纳积极分子参与监察活动,工农群众的监察权利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
——摘编自谢建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监察制度研究》
材料:天津达仁堂大事记
时间 |
事件 |
1912年 |
达仁堂始建于北京,其创始人长期在北京同仁堂工作 |
1914年 |
迁到天津并最终确立“达则兼善、仁者爱人”的企业理念 |
1917年 |
先后在北京、大连、上海、香港等地设立18家分号 |
1934年 |
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建立机器化中药工厂 |
全面抗战时期 |
达仁堂各分店所在地大都沦陷,其业务也因此受到影响 |
解放战争时期 |
在通货膨胀和苛捐杂税的影响下,生产也每况愈下,濒临破产 |
1954年 |
成立达仁堂国药有限公司 |
1955年 |
达仁堂率先实现了公私合营 |
1966年 |
达仁堂牌子被砸,后改名天津第二中药厂 |
1980年 |
恢复了达仁堂牌号 |
1980年后 |
进入快速发展新时期,在人才、技术、管理、装备、产品等方面形成强大阵营 |
20世纪90年代 |
荣获全国优秀管理奖,成为国家一级企业,全面投入中药现代化进程当中,被国家确定为“中华老字号” |
2001年 |
在上海成功上市 |
——摘编自唐廷猷《中国药业史》
从材料中提炼两条或两条以上的信息,围绕达仁堂与中国社会的变化,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
材料一:俾斯麦在完成德国统一后认识到工人对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是必须的,他相继颁布了《疾病保险法》《工人赔偿法》《伤残和养老保险法》以及《雇员保险法》《帝国矿工保险法》等。俾斯麦型社会保障模式是在工业化取得一定成就并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单位和个人都具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实行的。除失业保险由联邦劳工局承担外,其他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均不隶属于政府。社会保险最大部分由雇主与雇员共同交纳,双方负担的比例,视险种的不同有所区别,政府在收支不平衡时给予酌情资助。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尽缴费或劳动的义务。
——摘编自唐紫叶《俾斯麦式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创设,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福利制度在财政、就业、社会稳定、思想观念等方面产生了危机。因此西方国家对福利制度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措施。除了养老、医疗、失业、社会救济等基本项目外,其他项目逐步削减。美国将社会福利改称工作福利,意味着取得福利收入和服务也要同个人的工作贡献挂钩。荷兰、比利时等国采取对申领福利补助的公民规定一些附加条件的办法,用以促进相关人员的劳动愿望,减少非正常失业人口。英国福利调整的主要特点是私有化,扩大福利提供领域的市场成分。
——摘编自《论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及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