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考2023年高考语文二轮复习：论述类文本阅读

科幻文学的深远意义在于对人类未来的想象与阐释。科幻小说《三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让我们看到在美食、戏曲、熊猫等传统方式之外，中华文化传播的史多可能。科幻让中国故事呈现更丰富多元的面貌，也让世界上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当代中国，了解当代中国人对于科技与未来的想象。在推动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历史性进程中，我们需要脚踏实地提升科幻文学的创作水平，扩大作者队伍，开拓题材与风格，寻找与中国情感、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相连接的中国科幻故事。

进一步提升作品的科学维度。当前，我国正处于历史性转型期，从依靠人口红利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的传统经济模式，向依靠科技创新与制度优势驱动的新型现代化社会升级。国家大力发展航天科技、量子物理、人工智能、5G通信、生物基因、区块链等面向未来的尖端技术。这些技术为民众所认知、理解、接受，将为国家实现顺利转型建立文化基础。科幻创作者应该主动接触、学习、吸收最新的科技发现与成果，提升自己的科学素莽，并转化为创作素材。通过官方或民间机构组织的科技企业采风活动、与科学家面对面活动等，深入第一线交流探访，让科技与科幻真正做到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创作出真正反映时代科学理念与精神的优秀作品。

进一步拓展作品的美学维度。科幻作品要走向大众，走出国门，就要求创作者了解不同受众群体、不同媒介形态、不同文化背景的审美特征，有技巧、有策略、有创新地融合不同的艺术形式与表达方式，使科幻真正为大众所喜爱。在这一维度上，已经有颇多成功案例可以借鉴。近年来，国漫、国潮方兴未艾，将传统文化与二次元、时尚产业、衍生品市场融合，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将科幻类型叙事与中国传统文化、情感范式、价值观念、美学标准进行有机嫁接、融合，并创造出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是我们这一代创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进一步深挖作品的人文维度。正如电影《流浪地球》向我们展示的，一场想象性的全球生态危机，让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秩序被全面颠覆，它所形塑的审美经验是陌生化的，却不是与现实完全无涉，观影引发的大众对于当下环境、人伦、科技与价值观的反思与警示，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其他形式的科普宣传。这就是科幻的价值与意义。

很多科幻作品表达了对生态危机、技术滥用、生命伦理的严肃思考。科幻既是对科学的仰望，也是对科学的警惕，这种敬畏交加的二元性，构成了科幻的内在矛盾和独特思维。人们越依赖科学、越相信科学，同时也就对科学越抱有敬畏和疑虑，越需要超越科学的视野，需要人文的关怀。但这种超越和关怀又无法脱离科学而存在，依然必须与科学共生共存。这正是科幻能够走向大众的人文根基。

今天，科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学范畴，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与思维范式。普及中国前沿科技成果，在教育领域推进创新思维，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提升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这些举措都可以通过科幻小说、动漫、影视等全媒介形态的优秀内容创作来实现。

科幻文化产业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扶持，也需要尊重客观规律与科学方法。让我们抱持耐心，期待中国科幻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迎来更加蓬勃发展的时代。

（陈楸帆《科幻创新离不开文学哺育》）

材料一：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之快、辐射范围之，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推动着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超过190万座的5G基站，星罗棋布。在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汇集着数百万家数字化工厂，联网设备总数超过7000万台套。数字经济催生的产业新生态给经济运行效率带来很大的变化，从2013年到2021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6.8％，快于国内生产总值6.6％的年均增速，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率变革。

这十年，数字化浪潮还重塑了社会分工。十年间，我国对1999年颁布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进行了两次修订。在最新公示的职业分类大类中，首次出现了数字职业标识，数量高达90多个，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商务数据分析师、农业数字化技术员……从这些新职业名称可以看出，如今数字职业从业者已分布在社会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覆盖了一、二、三产业。

十年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45.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21.6%提升至39.8%，如今，从城市到农村，从社会到个人，从线上到线下，中国掀起的数字化浪潮，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摘编自《解码十年·中国掀起数字化浪潮》）

材料二：

信息平台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载体，也提升了农业农村综合信息服务水平。打造信息平台，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业务协同、畅通政策传递和信息反馈通道，另一方面有助于推进涉农服务事项在线办理，为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下沉提供便利。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催生出大量连续性原始数据，涉及乡村空间地貌、农民生活方式、农业生产关系等。将这些数据资源进行整合提纯、分析应用，不仅能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重要支撑，也能为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此如，有的地方方面推进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农村延伸，在农业生产、服务、监管上实现新突破；有的地方运用“移动议事厅”等平台，引导广大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发展讨论，提高了村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摘编自陈川、刘渊《为乡村振兴赋能，微字乡村建设展现广阔前景》）

材料三：

数字乡村治理是信息技术在乡村空间中不断应用、嵌入与融合的过程、虽然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存在多重耦合基础，并在经济、生态、文化、民生等重点领域有着应用空间，但这一行进过程还面临诸多的挑战、误区及潜在风险，精准定位这些阻力因素，有助于数字乡村治理的持续推进。

“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开发”是数字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两者分别是数字乡村的“硬件底座”和“软件基础”。目前来看，在硬件上，存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的挑战。不少研究明确提出，当前我国数字多效治理面临的最突出挑战是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薄弱，而向农业生产的物联网、农机智能装备、4G和5G网络、北斗导航、遥感卫星等基础设施的研发和应用都远落后于现实需求。在软件上，面临系统平台互斥与数据孤岛的梳战。实践中，数字乡村建设尚未形成一体化的数字治理体系，始终存在条块平台分割、系统独自运行的矛盾，数字技术与乡村现实情境难以形成有效耦合。因此，数字乡村治理要想真正实现，一定要以“数据包容”为理念，注重共性平台的打造，通过县域数字一体化平台的推进，纵向上形成“中央一省一市一县一乡”各层级基础数据资源的互联贯通，横向上注重各部门条口的数字协同与涉农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应避免园数字平台条块分割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平台的重复建设，从而消除数据资源的横向排除与信息孤岛。

（摘编自中国农村研究网《数字乡村治理何以可能》）

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艺术。言所以达意，然而意绝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缥缈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尽量表现，非惟不能，而也不必。

《论语》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句话绝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详细一点，孔子也许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吗？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吗？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这样说去，还没有尽意。而比较起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九个字比这段长而臭的演绎就值得玩味多了！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用“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四十字把乡村风景描写得多么真切！然而仔细观察起来，乡村景物还有多少为陶渊明所未提及。从此可知文学上我们并不以尽量表现为难能可贵。

在音乐里面，我们也有这种感想，凡是唱歌奏乐，音调由洪壮急促而变到低微以至于无声的时候，我们精神上就有一种沉默肃穆、和平愉快的景象。《琵琶行》里形容琵琶声音暂时停顿的情况说“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形容音乐上无言之美的滋味。英国诗人济慈在《希腊花瓶歌》中也说，“听得见的声调固然幽美，听不见的声调尤其幽美”，也是说同样的道理。

所谓无言，不一定指不说话，是注重在含蓄不露。雕刻以静体传神，有些是流露的，有些是含蓄的。这种分别在眼睛上尤其容易看见。中国有句谚语，“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所谓“怒目”，便是流露；所谓“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头闭目的神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别深刻。最有趣的就是西洋爱神的雕刻，都是瞎了眼睛。这固然根据希腊的神话，然而实在含有艺术的道理，因为爱情通常都在眉目间流露，而流露爱情的眉目是最难比拟的。所以索性雕成盲目，可以耐人寻思。当初雕刻家原不必有意为此，但这些也许是人类不用意识而自然碰得巧。

以上是各种艺术中的几个实例。把这些个别的实例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一个公例，就是：艺术表现思想和情感，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与其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因为在欣赏者的头脑里所生的印象和美感，比尽量流露的还要深刻。换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

流行语中有一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推广地说，艺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这就是无言之美。

(摘编自朱光潜的《无言之美》，有改动)

材料一：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在教化中让人心生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是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礼治是传统社会的规则，法治是现代社会的规范，新时代也提出了“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法治之治平等待人，法治的治理对象包括所有人，对各级各类当权者以及不当权者，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仅治民，而且治官。法治相信人皆有善恶，在这方面人与人没有本质差别，掌握权力的人并没有什么特别高尚的道德操守，教化可能难以让他们抵挡腐蚀和诱惑，即使对圣君贤人廉吏也不能放松制度的监督和制约，不能放任他们在行使权力时为所欲为，要不留面子地严格督察。法治不相信圣人的存在，即使最优秀的人也难逃任性的本能，也有可能利欲熏心，一旦拥有权力也都可能滥用，需要用法的理性、规范性、强制性加以约束。

法治的治理范围是有节制的，法治虽然是一个系统工程，但并不是治理社会的全部工程，社会还有一些需要治理的领域是法难以触及的，因此除法律之外，还有道德、宗教、习俗等多条途径存在，用以调整社会的各个方面。法治明确划分出法律的禁区（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良心自由都是法律不能干预的），从而为个人留有较为广阔的自由空间，表现出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礼治没有禁区，礼散布在空气里，缠绕在每个人的身上，饮食起居，吃喝拉撒，礼对所有行为都有讲究，甚至思想、情感、喜怒哀乐等也都要符合礼的规范。在中国古代社会，“一旦礼与法有所冲突时，重礼坏法的皇帝不失为仁君，以礼破例的官吏不失为循吏，以礼违法的百姓也不失为义民。相反以律违礼者，则会被人们视为暴君，视为酷吏，视为刁民。礼教造就了顺民，也造就了清官与明君，这便是礼教的威力所在”。这种礼高于法的制度格局对我们今天的影响，从正面意义上看，与法治中“法律原则高于法律规则”“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等基本制度相似；从负面作用来看，则可能存续“以礼违法”的陋习。例如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依然认为：道德高于法，实质正义大于程序正义。法律不是最高的，执法、司法、守法时，一旦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法律就可能被道德所代替，以致有法不依（依道德）。

（摘编自马岭《辨析差别：礼治与法治之异》）

与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类似，现今中国的地理格局则与一次大碰撞息息相关。约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撞击速度极快，能量极大，引发了超大幅度的地表隆起。地球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诞生了。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地壳厚度可达80千米。其环境之独特，可与地球南、北极并列，被称为“第三极”。

在青藏高原上，许多巨大的山脉次第隆起，囊括了地球上14座8000米级山峰、绝大多数的7000米级山峰，以及数不胜数的5000~6000米级山峰。因此，这次大碰撞堪称5亿年来最重要的造山事件。然而，大碰撞的“洪荒之力”还没有释放完毕。青藏高原诞生的同时，大碰撞的力量也开始向外围扩散。此前已经有了一定海拔高度的另一些地方也受到挤压，进一步抬升，包括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至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显著的三级阶梯。青藏高原海拔最高，为第一级阶梯；海拔为1000~2000 米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构成了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以东，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为第三级阶梯。中国地理格局就此形成。三级阶梯的差异，使得地貌景观极富变化。万千山岭、大美江河，就在这三级阶梯上依次显现。

大碰撞对中国的影响不止于地貌。科学家们发现，作为大碰撞的最大产物，青藏高原的上空生成了一台超级“风机”，它将颠覆原本控制中国的行星风系。如果不考虑地形等诸多因素，地球上接近地面的大气将以一种非常规律的方式流动，这便是行星风系。在北纬30°附近的亚热带地区，行星风系控制下的气流不断从高空下沉至地面。温度越来越高，水汽也越来越不易凝结，难以形成降雨。受此影响，北纬30°附近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地带，从北非到西亚，几乎连成一片。如果没有意外，同样位于北纬30°附近的中国南方地区，也会比现在干燥得多。

但是“意外”还是降临了。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青藏高原，比平原地区接收到的太阳辐射更多。夏季，高原表面吸收的太阳能不断加热地表上方的空气。大气受热上升，地面气压降低，高原开始“抽吸”外围的气流进行补给，一个大型“抽风机”制造完成。南亚季风、东亚季风都被“抽吸”进入大陆。南亚季风裹挟着大量的水汽弥漫群山。气流或从山间峡谷鱼贯而入，形成汹涌的水汽通道；或在喜马拉雅山脉南缘聚集，形成大量降水。东亚季风从海洋深入中华腹地，充沛的水汽驱散了北纬30°的干旱，一个烟雨江南诞生了。但大自然是追求平衡的，烟雨江南诞生的同时，青藏高原也阻挡了印度洋水汽的北．上。地处内陆而干旱少雨的中国西北地区变得更加干旱。不仅如此，冬季，强劲的西风也受到青藏高原的阻挡，不得不改变路径。它吹起西北沙漠中的沙尘，沿着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向东推进，沙尘颗粒在太行山以西、秦岭以北降落，形成了黄土堆积厚度最高达400米的黄土高原。烟雨江南，大漠西北，再加上气候高寒的青藏高原，中国的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寒区，就此成形。

高原“抽风机”重塑了中国的气候。一座“超级水塔”又在高原上竖立起来，中国的水系也将为之一变。随着海拔的上升，青藏高原大气层中的水汽凝结，形成了大量降雪。降雪日积月累，压实形成冰川，厚度可达数百米，犹如绝境长城。其长度从几千米到几十千米不等，如一条条巨龙，沿着山谷倾泻而下，又好像树枝一样延伸，漫流无际。青藏高原究竟有多少冰川？答案是4万多条。其覆盖面积约4.4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冰川面积的80%以上。青藏高原还拥有地球上海拔最高、数量最多的高原湖泊群。如此众多的冰川、湖泊，再加上地下水、地表河流，青藏高原化身为一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超级水塔”。当水塔的闸门打开时，水流便可以高屋建瓴之势向四周奔流，中国乃至亚洲的水系布局由此奠定。在中国西北部，石羊河、黑河、疏勒河，流向河西走廊，塔里木河则汇入塔里木盆地，它们各自滋润出一片绿洲。在中国东部，黄河、长江顺着三级阶梯奔流而下，孕育出中华文明；在中国西南部，澜沧江、怒江、独龙江、雅鲁藏布江、象泉河、狮泉河及孔雀河，流出国门，成为亚洲诸多文明的源泉。

最后该轮到生命登场了。可是，像青藏高原这样的高寒之地，又将如何对生命产生影响呢？西藏阿里扎达盆地，沟壑纵横，看起来干旱荒芜，了无生机。2010年，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几块化石，它们属于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豹类——布氏豹。一些科学家认为，豹亚科动物起源于青藏高原，它们曾走下高原，进入东亚、南亚，演化出了古中华虎、云豹；后又进入美洲，演化出了美洲豹；还进入非洲，演化出非洲狮、花豹。不仅豹亚科，许多“北极动物”同样起源于青藏高原。原来，随着青藏高原的隆升，高原上的动物们为适应寒冷的环境，不断演化，譬如长出厚厚的皮毛。距今260万年前，大冰期降临，原本温暖的北极地区变得寒冷。但在青藏高原上的动物们早已适应寒冷的环境，包括北极狐、披毛犀在内的动物，顺利从青藏高原扩散到北极，并开辟出了全新的家园。如今，在青藏高原广袤的土地上，在众多的垂直山地之间，依然生活着中国40%的维管植物、43%的陆栖脊椎动物，堪称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基石。

大碰撞碰出了一个“大中国”，并影响到中国的地貌、气候、水系、生命等诸多方面，且这一影响目前还在继续。

(摘编自星球研究所/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这里是中国》)

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数字贸易迅速发展。作为新型贸易模式，数字贸易极大减少了贸易成本和时间，不仅使新的贸易产品不断涌现，而且正在改变几乎所有行业的贸易方式和贸易规模，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力。

从消费者视角看，数字贸易可直接或间接增加贸易品的种类和数量，提升消费者福利。同时，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不断与金融、娱乐、教育、医疗、零售等众多行业深度融合，数字贸易将渗入几乎所有行业的诸多部门，并推动大多数传统贸易产品转型升级。此外，数字贸易能使交易成本下降，有利于贸易企业推动新产品研发，间接增加贸易品种类，促使贸易品价格下降。

从生产者视角看，数字贸易能有效提供全球价值链发展新动力。经过几十年发展，全球生产分工的价值链链条越来越长，协调成本越来越高，有些分工所需的成本已大于收益，这也是近年来全球生产分工深化放缓的重要原因。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不仅可以降低已有产品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和协调成本，还能提供一系列新的可贸易产品及相应的新产品全球价值链。

从市场效率视角看，数字贸易能降低贸易壁垒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数字贸易的直接效应是增加市场信息，促进市场主体间互动，改善市场效率。数字贸易集约化、无界化和平台化发展趋势将促使贸易参与主体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

从贸易发展新动力视角看，数字贸易能够助推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数字贸易本质上是服务的交换及其价值的实现，这不仅体现在直接的数字贸易产品中，也蕴含在电子商务和平台企业的服务中。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受数字技术和数字贸易的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增速比商品贸易增速高60%，由此产生的经济价值远超传统贸易统计所能涵盖的范围。

在数字贸易产生显著经济效应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数字贸易的生产和交换属性使其发展面临诸多规则方面的约束。比如，数字贸易使有形货物和无形服务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在传统国际贸易规则下，数字贸易产品的分类和界定尚不明确、不统一。又如，各国数字贸易发展程度差异较大，有关数字贸易的政策目标不同，各国的监管规则和重点也不同。总体上看，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数字贸易国际规则体系。在此背景下，我们须抓住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提高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更好地解决现存瓶颈制约，为数字贸易更好地发展提供支撑。

第一，要提高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目前，许多国家已将数字贸易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我国须更加重视推动数字贸易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制定完善的数字贸易发展规划。第二，要探索形成适宜的数字贸易发展理念和监管思路。数字贸易的发展理念和监管思路须强调全局视野整体思维、综合施策。第三，要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贺易发展高度依赖数字基础设施，世界各国正在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求在未来的数字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我国须科学界定数字基础设施的范围，并对数字基础设施现状进行摸底，我出现存短板并加快补齐。第四，要推动完善数字贸易国际规则。数字贸易的不断发展将改变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有效的多边国际贸易规则对全球及我国的数字贸易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又。因此，要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新的国际规则体系，使其不仅有助于扩大国际贸易规模，而且有利于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促进世界各国贸易的均衡协调发展。

(摘编自刘洪愧《关注数字贸易重要价值与作用》)

材料一：

不知不觉间，中国空间站的三名航天员已经在太空工作、生活两个月了。从后续传回的画面中我们还能看到，当空间站进入向阳面时，来自1.5亿千米外的太阳光是非常刺眼的，看不见星星，不过这都可以理解，毕竟太空中没有大气吸收、减弱太阳光，地球的白天也一样看不见星星。

但当整个空间站进入背阴面时，在太阳光已经被地球挡住的情况下，摄像机镜头中的太空却还是漆黑一片，完全不像地球夜空那样繁星点点。按理来说，在没有大气活动干扰星光的地球背阴面，我们应该看到一片无比璀璨明亮的星海才对，为什么却只能看到一团漆黑呢？

无独有偶，在玉兔号月球车从月球上拍摄的照片中，我们也看不到星星，只能看到混凝土质感的月球粉尘和远处的环形山。更早的美国航天员登月时期，航天员在月球上拍摄的视频和照片里也没有星星的痕迹、整个月球太空除了能看到地球和太阳，其余全是幕布一般浓重的黑暗。以至于当年还有不少人以“看不见星星”为由，质疑美国航空员登月拍摄的视频和照片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

当然了，美国登月肯定是真的，毕竟我国在嫦娥系列前期任务中，确实拍到了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着陆痕迹。而且美国自己也在网络上公布了数以万计的登月影像资料，所有人都能自由浏览和查阅。

(摘编自网络)

材料二：

2022年9月1日．我国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冬、刘洋顺利走出舱门。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历次航天员出舱画面中，航天员身后的星空背景一片漆黑，浩瀚星空中的星星都去哪儿了？

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杨宇光表示，造成这种现象的，不是这些星星“离奇失踪”，而是摄像机曝光参数“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拍摄者利用技术手段使照片或视频中的繁星“隐形”于深邃太空。“在宇宙中．星星是较暗的主体。相反，太阳光照射下的空间站和航天员则会变得非常明亮。摄像机不能同一时间既‘看清’明亮的物体，又‘看清'特别暗的物体，该如何选择？显而易见，在出舱活动中，拍清楚航天员、空间站舱段以及地球的细节是首要任务，也就是以明亮的物体为标准设置相应的摄像机曝光参数。”

具体来说。当摄像机锁定空间站和出舱活动的航天员时，由于空间站和航天员十分明亮，摄像机就要控制进光量．减少曝光时间，才能拍摄到正常曝光的画面。这种对曝光和光圈的低值调校，不可避免地会“过滤”掉太空中星星发出的微弱光芒，所以呈现出来的画面就是漆黑的夜空上面没有一颗星星。

如果忽拍到相对暗淡的星星，摄像机就要提高进光量，增加曝光时间。但是，这样会导致画面中的空间站和航天员出现“过曝”，变得白茫茫。

那么身处太空的航天员能否看见星星？和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星星是否一样？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平劲松指出，太空中没有大气散射，太阳光沿直线传播，所以太空不会整个被照亮。在黑暗的太空中，航天员可以看到满天繁星。

杨宇光说，地球上有大气、人造光源等因素的遮挡或干扰，使得星光更弱，还会“一闪一闪”，肉眼可见的星星数量也更少。

平劲松也表示，太空是真空的，不存在大气湍流，所以星星不会“眨眼睛”，只有繁星点点，没有群星闪烁。也因此，不论是恒星、行星或月球的周围都不会出现晕或者晕环，星星也就更加透亮。

(摘编自唐芳《航天员出舱影像为啥背景一片漆黑？》)

材料一：

中华美学的中心线索与核心观点是“中和之美”。《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段论还揭示了“中和之美”的最主要的内涵。“中和”的基本意义为含蓄而适当，其地位是“天下之大本”与“天下之达道”，即为天地万物的普遍性的、根本性的运行规律。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根本规律。“致中和”的最终目的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文化讲求天地阴阳各在其位，从而阴阳交感、风调雨顺，万物繁茂。这是中国文化观念中“天人之和”“阴阳相生”等的理论关怀。

与中国文化不同，西方文化的源头古代希腊，是以经商与航海为生存方式，与这种生存方式相应的几何哲学与数理哲学等成为其最基本的哲学原则，追求“形式和谐比例对称”的“和谐之美”成为其根本的美学原则。朱光潜指出，“在早期希腊，思想家们首先关心的是美的客观现实基础。毕达哥拉斯派把美看成在数量比例上所见出的和谐，而和谐则起于对立的统一。从数量比例观点出发，他们找出了一些美的形式因素，如完整、比例对称、节奏等。”中国古代的“中和之美”，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的体现。中国文化追求人的德行修养达到“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中国古代“中和之美”的这种沟通天人的功能，与西方美学沟通感性与理性的功能是迥然不同的。中国古代的“中和之美”观念，客观上包含着“太极”思维和阴阳相生的观念。它不同于西方古代、现代哲学与美学的一切主客二分甚至是一分为二的思维模式，而是体现出一种相依相融的古典形态的现象学“间性”思维与“有机性”思维，特别适合于促进审美与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摘编自曾繁仁《礼乐教化与中和之美》)

材料二：

中国古代以和谐为美早已成为时尚，文艺也追求和谐美，不仅内容和谐、形式和谐、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而且还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文艺的和谐就是为了调节人类的和谐。中和就是调节和谐的根本措施和原则，也是和谐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尚书》强调“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开始，就奠定了中和之美的和谐说基础，说明了文艺和谐美和人类和谐美的关系。因此，文艺不仅追求外在的韵律、语言、结构、体裁、表现手法上的和谐美，更重要的是追求文艺生命节律的内在和谐美。如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就不仅是由于结构上的需要，从而使情节完整，人物命运有所终结的一种形式上的和谐美，更重要的是以中和之美为原则，调节人类感情矛盾冲突，使人的生命节律趋于和谐，从而在感情上获得一种更为需要的和谐美的必要手段。中和之美在大团圆结局中获得最彻底的表现。当然，不独戏剧，而且诗、词、小说、散文也体现出这种大团圆的中和之美，体现出创作心态和欣赏心态的一种民族共同文化心理趋同的追求。显而易见，这是吻合《八佾》中指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原则的，以大团圆来调节人们的感情和心态，使之趋向中和之美。

(摘编自张利群《中和之美模式辨析》)

材料三：

“中和之美”，要求艺术做到有刚有柔，刚柔相济。“刚柔相济”的艺术要求，是和我国古代的阴阳说相联系的。古人认为，世界就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体，宇宙规律就是阴阳的推移运动。而“刚柔”实质上也就是“阴阳”。虽然优秀的艺术作品各不一样，有的偏于阳刚，有的偏于阴柔，但都是阳刚和阴柔的对立统一，阳刚中有阴柔，阴柔中有阳刚，互生互济，而绝不是单一的。中国艺术史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由于以中和为艺术标准，要求做到美善相乐、刚柔相济，因此中国的很多优秀作品在艺术表现的内容和情感上都很有节制。如关汉卿的杂剧有喜剧，有悲剧。但他的喜剧和悲剧与西方纯喜剧、纯悲剧不同，往往喜剧中有悲剧的因素，悲剧中却又有喜剧的成分。这种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的互相渗透、融合，也让观众在发笑的同时引起严肃的思考。这就大大拓宽、加深了戏剧的表现面和力度。

“中和”作为中国古代艺术鉴赏的最高标准充满着辩证法，它要求艺术作品在美和善、刚和柔等方面都不能偏废，不能无所不用其极，而要彼此照顾、彼此制约、彼此生发。这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和谐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和”既有辩证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它强调的是平衡、统一，调和矛盾，这就有利于维护旧的事物，旧的同一。相对来说，它不十分强调对立、斗争，促使矛盾的转化，这就不利于产生新的事物，建立新的统一。因此“中和”的标准又常被用来反对激进的艺术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强烈的思想感情和在艺术上的创新与变革。

(摘编自顾建华《中国古代艺术鉴赏的最高标准一中和之美》)

沈从文首先在博物馆开展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当时设施条件较为艰苦，尤其在北京冬天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室温常常低到零下十几摄氏度，博物馆却不允许生火或通电取暖。在艰苦的环境中，沈从文硬是“转了十年”，其间经他过目、研究过的丝绸、地毯、铜器、玉器、瓷器、漆器、家具、绘画等诸类文物数不胜数，取得了许多成果。通过大量的基础工作，沈从文大体掌握了这些文物的基本特征和变化、发展规律。

随后，沈从文又在不同类别文物研究过程中，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观察、总结、提炼，进而寻找文物背后的文化与史实，他树立了正确的历史观。沈从文指出：“我们的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并注意它的全面性和整体性。明白生产工具在变，生产关系在变，生产方式也在变，一切生产品质、式样在变，随同这种种形式的社会也在变。"沈从文坚持用正确的历史观指导文物研究。他的服饰史研究没有仅仅止步于对服饰本身时代、结构、色彩等进行介绍说明，而是从历史发展的大局着眼，在对服饰形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更为广泛的问题和范围进行进一步探索，力求发现服饰和穿着者背后的故事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信息。沈从文在研究商代服饰时，发现安阳殷墟墓出土的人形雕像"辑录了较多用不同材料反映不同衣着体型的商代人形"，"这些人形，不仅反映了商王朝的不同阶层，可能还包括甲骨文中常提到的征伐所及的当时与商王朝对立的各部族"。他注意到，在殷商时期，殷王朝"主要征伐的对象有两个，即西南的戎羌和东南的淮夷。至于荆蛮成为征伐对象，时间似较后。这些在玉、石、铜上的人物形状，可能有一部分正是各个敌对而又强有力的西羌和东夷人的形象。特别是铜器上的卷发人形，必有寓意，不会是偶然出现的"。在这一研究中，他通过对稍早时期商代人形雕像服装的研究，引发了对穿着者身份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不仅了解了当时服饰的阶层信息，同时也加深了对商代社会历史环境状况和民族分布的认识，而且还令研究内容结论更加真实可信，可谓以小见大。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治史者世代延续，众多史家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籍。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文献内容虽然比较多，但是大都并未从当时历史环境角度对服饰名物进行记述，其记载带有一定的简单性和片面性。面对这类问题，沈从文并未仅将收集到的所有证据素材简单堆砌了事，而是坚持对具体服饰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去伪存真，得出结论。譬如，唐代妇女中十分流行的披帛，在多种文献和壁画等资料中都有记录和体现，但不同记载中披帛出现的时期出入较大。他通过对多种文献、文物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一些古人在"谈日用器物历史起源"时，"多喜附会""用矜博闻，而总是虚实参半"。他认为，对一些空泛的文献记载不能照章全信，而需在研究、鉴别后选择利用，继而认为唐式披帛的应用虽早见于北朝石刻石窟造像，“但在普通生活中应用，实起于隋代，而下至五代，宋初犹有发现”。

(摘编自赵连赏《沈从文的史学观与研究方法略论》)

材料一：

记者：中国有不少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自然保护区，为什么还要建立种质资源库？

李德铢：只有保护的手段更多样，保护才更具可靠性。以自然保护区为主的就地保护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少珍稀、特有物种不在保护区内。此外，如果自然保护区出现火灾、冻灾、虫害等自然以及人为灾害的话，那么种质资源库就可以成为一个备份，有效保护其中的特有物种和遗传多样性。

生物种质资源的加速丧失促使世界各国建立各种类型的种质资源库。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成后，相当比例的珍稀、濒危、特有物种的种子已经入库，种质资源库成为这些种子名副其实的避难所。当一个物种有灭顶之灾时，我们就可以启用这些种质资源。

(摘编自《 为野生生物种质资源打造"生命之舟"》)

材料二：

一份种子想要进入种质资源库，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每一个品种都要先经历2到3年的田间种植“考验”，在确认其特点与库内种子存在显著差异后，才可能会被"收编"。入库后的种子，又要经过仔细"体检"，通过处理、清选、活力检测、干燥等十多道“关卡”，最终被装瓶密封。

这些种子将被保存在不同条件的库里：在-18℃、湿度低于50%的低温库，含水量5%~8%的农作物种子将就此“沉睡”，寿命可从1~2年延长到数十年，唤醒后发芽率仍在九成以上；在试管苗库，草莓、香蕉、马铃薯等几乎不用种子种植的作物以茎尖作为保存材料，在试管中可一待数月；在超低温库，-196℃的液氮则能让作物组织迅速进入冷冻休眠状态，就像给生长按下了暂停键，几十年后取出，依然可以活力不减。此外，这里还以DNA的方式保存着一些特有、珍稀、濒危、野生的作物遗传资源。

不仅如此，带有视觉识别功能的机器人滚筒输送线实现了种子的快速存取，感知气味的电子传感器可以隔空分辨种子的代谢变化，监测在库种子的活力……智能化、信息化的助力，让科研人员“穿着棉大衣、登梯爬高存种子”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摘编自《种子方舟：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

材料三：

“在这里，有很多品质优异、色彩斑斓、全国罕见的稀有而珍贵的种质。”秦慧彬说，“比如食用豆，我们保存了13种资源，包括莱豆、小豆、绿豆、豌豆、山黧豆等；再比如，常见的大豆是黄皮黄瓤，我们保存的大豆资源有黑皮黄氯、黑皮青瓤、青皮青瓤等多种罕见形态。”

那么，这些种质资源来自哪里呢？

“一方面是农民的自留种子代代相传，另一方面是山西有组织地收集和保护。"秦慧彬介绍，山西省组织过三次大型种质资源收集工作，包括"第一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第二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补充征集”“西北干旱区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这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提供了很大帮助。

此外，山西种质资源库还设计、制作了一批对外开放的锁控种子柜，专门为科研单位及育种专家保存种质资源，并开展库存种质安全保存预警监测关键技术的研究等，确保种质资源的安全贮存。

一份份种质资源，特别是全国罕见的、古老的地方品种和重要的野生品种，在这里搭上了“诺亚方舟”，为下一步的生物育种和发展提供了基因资源。

(摘编自《稀有作物种质登上“诺亚方舟”：探访山西种质资源库》)

材料四：

种子入库以后，固然可以作为战略资源进行长期保存，但该项功能一般由“长期库”来承担，而对山东省农科院的这种以“中期库”为主的种子资源库来说，如何盘活资源，使其在品种选育中发挥作用，显得十分重要。

以常见的荷兰豆品种选育为例，现在市场上多数是绿色的、比较肥厚的豆子，紫色的豆子品种非常稀少且豆英较小，口感不好。所以，随着紫色食品在当下越来越受欢迎，就有育种专家提出，能不能培育出既是紫色同时口感又好的荷兰豆。

在这个过程中，种质资源库中储存的大量的不同品类的荷兰豆种子就派，上了用场。李润芳告诉记者：“按照目标性状提取种子，然后杂交培育，目前育种专家已经种出了品种比较稳定的紫色荷兰豆。”此外，当前比较火的节水抗旱稻、耐盐碱稻等很多品种的选育，最开始也从种质资源库筛选了种子。

李润芳介绍，依托种质资源库，建成了由实物层、数据层、网络层构成的种质资源中心。该中心建立了一个种质资源安全保存和高效利用共享平台，后又承担了"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平台山东子平台"运行与服务的任务，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探访山东最大的种质资源库，这里有一艘"生命方舟”》)

元宇宙是网络空间的视听加强版，是数字化世界从二维向三维演进的升级版。在元宇宙的虚拟世界中，用户可以生产、使用、交易线下难以获得甚至没有的物品，可以享受线下难以享受或无法享受的体验，可能推动产生全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

由互联网企业运营的元宇宙，可成为脱离于真实世界传统国家的自治网络社会。相对于现有的网络，元宇宙在交互模式内容生产、产权认定与交互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可以实现独立运行的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每个用户沉浸在元宇宙中，进行内容生产和编辑、体验工作和生活，长期下去，可能会与现实世界“脱钩”，变为一个元宇宙的“市民”。

元宇宙尚未带来完全独立的新技术，目前仍依赖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孪生等名种已有技术的汇聚整合。一方面，在场景应用的推动下，不同技术在组合融合的过程中，很可能从量变到质变，推动新的技术变革。另一方面，各类技术自有风险也会随之叠加，催生新型风险。

元宇宙的虚拟世界既平行于现实世界运行，又为用户提供类似现实世界的孪生镜像和沉浸式体验。既会有技术融合、秩序重构的新问题，也会投射现实世界的老问题。在元宇宙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治理措施不到位可能出现下列风险：

架空主权权威、危害网络数据安全的风险。元宇宙平台规则穿过线下的物理国界线，实际影响多国的用户，可能会架空国家和政府权威。此外，在元宇宙生态里，一般网络空间里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黑客攻击破坏仍可能出现。考虑到元宇宙生产生活场景更丰富，用户活动轨迹的全过程数字化、有关破坏性事件的突发性可能更强、波及面更广、危害性更太。元宇宙本身的跨国运营特性，也会带来频繁的用户数据出境安全问题。随着NFT(非同质代币)、虚拟货币等新型数字财产有了更广泛的投资交易空间，容易为新形式的洗钱、赌博、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通道。

危害用户身心健康和社会秩序的风险。元宇宙的应用离不开各种智能穿戴设备，长时间的设备穿戴和接口接入会给用户身心带来伤害，需要关注未成年人数字成瘾等不良后果，进一步看，在元宇宙生态中，内容生产社交化、智能化、个性化、碎片化趋势更加显著，秩序管理的难度增大。另一方面，元宇宙具体应用展开的话语体系、价值导向仍受平台运营者制定的社区规则、商业模式和算法、早期用户的行为模式影响，存在认知固化、“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过滤气泡"向深层次发展的风险。

侵害个人权益、影响生态和能源安全的风险。相对于既有网络平台，元宇宙生态更容易形成闭环，不同元宇宙之间互联互通的难度更大。元宇宙生态中的劳动者、消费者、经营者的权益都可能遭受侵害。借助元宇宙概念进行投机、炒作也会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元宇宙需要大量的算力资源，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如果放任其竇目无序发展，也将会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节能减排带来不利影响。

元宇宙作为一个新兴业态，蕴藏着技术创新的蓬勃活力、应用革新的丰富潜力，也会给经济社会带来潜在的巨大冲击和影响。因此，既要认识到元宇宙是一个具有潜在战略意义的新竞争领域，也要针对可能的安全风险捉前采取措施，严防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

通过明确细化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网络治理领域法律的延伸运用，为元宇宙发展划清红线、指明方向。深入、动态、全面评估元宇宙在主要应用场景下的具体风险，调查元宇宙相关产业的发展情况及趋势，研究制定和储备针对性、包容性、前瞻性法律政策，争取掌握未来元宇宙技术竞争赛场的规则制定权和国际话语主导权。加强技术治理，推动适应元宇宙发展的合规科技、监管科技。

在发展模式、路径尚不成熟和国际竞争优势尚未确立的阶段，注意监管措施的外溢影响，在果断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聚焦充分利用备案、公示、发布最佳实践等柔性监管手段。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确保创新链发展链正确发展方向；做好风险提示和普法教育， 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提高应对元宇宙沉迷的自律意识和辨别借元宇宙投机之名实施诈骗行为的判断能力。

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提前布局确定性高的关键环节，加大对芯片、GPU等关键技术的布局。提前部署面向元宇宙的绿色能源体系，加快相关设施和能力的建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选择以商贸、旅游、文化、教育、养老等为代表的有益领域，积极落地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的应． 用场景。通过元宇宙应用让文化活起来，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摘编自周辉《依法应对元宇宙发展中的风险挑战》)

材料一：

似乎在一夜之间，周围不少朋友都在讨论一款名为ChatatGPPT的人工智能聊天程序。有人用它即兴创作诗歌，有人试图用它设计小说大纲，还有程序员用它解决工作问题······根据多家媒体引述的调查结果，89％的美国大学生在用ChatGPT写作业这个数据恐怕是言过其实了，但至少说明该程序在解答问题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并不新鲜。比如，不少网络平台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不过，很多人工智能客服带给人的感受实在一言难尽，机械重复的话术、“礼貌”而毫无信息增量的反馈等，都让人“想摔手机”。ChatGPT诞生及其给人留下的“惊艳”印象，未必是因为它使用了许多具有突破性的技术，而是它搜集了更多的素材，因此能够更加“聪明”地回答用户的提问。

对此，一些行业的从业者不乏“本领焦虑”。有人让ChatGPT写一篇时评，它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用户评价称“虽然不算特别出彩，但也中规中矩”。有自媒体运营者试图让ChatGPT分析某国产车品牌能否打败国外竞品，结果程序输出了一篇有观点和简要论述的分析短文。对于一些大学课程的作业，ChatGPT也能“应对自如”。它的出现让人不得不承认：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回答“客观题”，还可以有模有样地回答一些“主观题”了。

但是，大可不必就此认定ChatGPT是某些行业的“终结者”。目前，机器对于各类问题的理解，并非真正的“理解”，而是基于海量素材的整理归纳。例如，有人用杜撰的学术概念“镜像等离子规范场”提问，结果发现人工智能不懂装懂地卖弄“学识”。而在回答一些社会问题时，尽管人工智能输出了看似结构完整的文章，但不少答案依然“驴唇不对马嘴”，或者充满了“正确而无用的废话”。

对于重复性的、记忆性的问题，人工智能确实越来越得心应手了。之所以大学生很快“爱上”这款程序，是因为大学里不少作业并不真正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只要重复教科书中的现成理论，再加上一点网络上能搜到的案例即可。

人工智能看似“聪明”，实则只是无意识的表现。比如，比起创作一篇小说或写一篇原创散文，人工智能更容易成为一个“诗人”，这是因为诗歌在形式上更加抽象，也更容易通过组合不同词语实现模仿；还有人喜欢用人工智能作画，敲几个关键词，就能输出一幅基本功扎实的画作，但说实话，这些画充其量只是替代了某些“艺术工厂”的流水线式生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对创造性工作来说一无是处。人工智能学者王咏刚就认为：“无论是AI对话、AI写文章还是AI作画，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固有的非确定性、发散性、天马行空的特点，恰好可以成为激发人类灵感的好帮手。”人的灵感并非从天而降的，很多时候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人工智能背后的庞大数据库，可以扮演“巨人”角色，让创造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摘编自王钟的《看似无所不能，ChatGPT会不会成为行业“终结者”》，《中国青年报》2023年02月07日）

材料二：

ChatGPT是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研发的最新聊天机器人模型。现实生活中，各种应用软件里的机器人客服，以及苹果手机的Siri，国产智能音箱里的小度、小爱、天猫精灵等，广义上都是与ChatGPT类似的人工智能产品。它们能够通过理解人类语言与互动者进行对话，还能根据聊天上下文进行互动等。只不过，ChatGPT学习能力最强，“智慧”等级最高，能够回答人类提出的各种远超以往难度的复杂问题，致使其爆火全球。

ChatGPT在和全球网友互动中，有着各种令人吃惊的成绩。参加了美国高校的入学资格考试（SAT），成绩为中等学生水平；用《坎特伯雷故事集》风格改写了90年代热门歌曲《Baby GotBack》；用《老友记》主角口吻创作了剧本对白；构思了简短的侦探小说；简要阐释了经济学理论；给出了消除经济不平等的六点计划·····ChatGPT甚至能够按照预设的道德准则，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以此识别恶意信息并拒绝给出有效回答。

在某种意义上，ChatGPT越来越像一个“真实的人”。理论上，只要算力足够强大，ChatGPT与人类的互动越多，它就将“成长”越快。虽然大型语言模型无法像人类一样思考，但基于模型算法得出的答案，在传播理论的助推下，越来越具有迷惑性，也越来越真实。这意味着ChatGPT能够形成具备一定逻辑的“思考”结果，而基于这一能力，已经有很多人开始通过ChatGPT取巧逃避本应需要人类大脑思考而进行的工作。

巴黎政治大学已宣布，禁止使用ChatGPT等一切基于AI的工具，旨在防止学术欺诈和剽窃；外国专家表示ChatGPT将增加虚假信息风险；斯坦福团队推出DetectGPT，阻止学生用AI写作业。ChatGPT面世仅2个月，就已经影响到了人类社会。人们在畅想高科技的未来社会的同时，实际很难想象出下一代的人工智能交互产品能够发展并影响人类到何种地步。

让人工智能不断进化演变，最终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本是这一科研领域的终极目标。只要时间足够长，人工智能必然能够发展具备科幻电影里所描绘的能力。但正如科幻电影里的人工智能总会超出人类控制一样，当前基于大数据学习和给定模型下的人工智能始终存在着近乎无解的“黑箱”弊端-人们无法理解算法背后的各种逻辑，以及在这些逻辑下运行程序将会对人造成的影响。

故而，虽然ChatGPT的出现并不令人意外，但还是让人类社会有点措手不及。可以预见的是，“真实的人”群体只会在未来社会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充当各种各样的角色。也因此，每每有更为先进的人工智能产品面世，人们都会想要从伦理、法律等多重角度审视。宏观层面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必要约束，已经在人类社会取得共识。这正说明，能够始终保持独立冷静思考的人类，最终将会把控住人工智能乃至科技发展的方向。基于这份清醒，人工智能的不断迭代发展就有望保持平衡，算法“黑箱”也最终有望破解。

（摘编自光明网评论员《ChatGPT会影响到人类社会吗》）

斯皮尔伯格在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时说过：“每隔五十年，就是人类合上历史教科书准备遗忘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长津湖》的出现正逢其时。我们观看这部电影，谈论这部电影，经由这部电影所构造的集体感知路径，来回溯那段被尘封的历史，理性沉思，观照现实。

《长津湖》拍出了新主流大片特别是革命历史战争片的新境界。中国电影有自己的战争片谱系和美学传统，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诞生过“三战”和《上甘岭》《英雄儿女》《大决战》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当然，一度也有这样的声音：中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战争片，没有好莱坞式的“反思战争”的战争电影；中国的战争片只分“敌我”，不站在更高的“人类”的立场上去“反思战争的残酷性与荒诞性”。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长津湖》肯定不是“好莱坞式”的战争电影，影片的反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站在祖国的立场，站在和平的立场之上，是以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为基础的。影片试图传递出“以战止战”的和平愿景，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这场仗，我们这一代人打了，下一代人就不用打了！”，以及毛泽东说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与伍连长说的“有的枪要开，有的枪可以不开”形成了不同层间的呼应，战争和敌我的辩证关系也具有说服力。这既是延续了《上甘岭》《英雄儿女》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对战争本身的思考，诸如残酷性、荒诞感、生死等。不被“有敌我，无战争”这种认为国产战争片缺乏所谓现代元素这样的观念带着走，我们拍出了《长津湖》这样的“在有敌我的前提下，有战争”的优秀的中国式战争电影。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英雄的塑造不是“战狼”式的，而是相对严格地按照英雄叙事的标准模式进行，能激发起观众巨大的共情。

接受使命呼唤：伍千里背着哥哥伍佰里的骨灰回家，可刚到家，就收到了部队的命令出征。伍万里偷偷跟踪伍千里上了前线，被征兵入伍。伍千里深知战争的残酷与痛苦，最小的弟弟也要从军，他的内心是挣扎的。但“英雄”的定义，就是注定要去承担必须承担的使命。因此，伍千里带上了弟弟。

英雄经受磨炼：有观众会觉得火车上的一段略微冗长，但在英雄叙事之中，这一段又必不可少——这是英雄初出茅庐接受训练的时刻。想想《黑客帝国》中尼奥被唤醒，跟随墨菲斯接受训练的一段戏，就可以理解伍万里在火车上与老兵的冲突、成长和融入。

英雄需要精神导师：在伍万里作为英雄成长的过程中，除了哥哥，还有两位精神导师，一位是段奕宏饰演的打不死的英雄，当伍万里向他致敬时，段奕宏却呵斥他：“哪里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士兵的荣誉！”第二位是胡军饰演的雷公，除去战士的身份，雷公也只是一个向往战后回乡养老的普通人，这让他的牺牲显得更加震撼。

然而，影片注定没有属于胜利者的高潮。张涵予饰演的宋时轮。状态一直都像那个百年难遇的寒冬一样沉郁：他心爱的士兵还没有面对敌人，就因寒冷而被冻死。从这个角度讲，“冰雕连”的出现。是影片真正的高潮：那一瞬间，战争的残酷、牺牲的壮烈、反思的力度。在凝固的画面、沉郁的调性、深沉的痛苦中得到了呈现。

（摘编自田卉群《<长津湖>：以战止战的英雄叙事》，有删改）

材料一：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

让我先说明，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排斥诉讼，即费孝通先生说的“无讼”。但这里的“无讼”并不是完全排斥诉讼这种解决问题的模式。乡土社会中，人们遇到的问题大概率是先辈们已经遇到过并且解决过的，因此只需沿用“传统”即可，不需要诉诸法律。同时，“差序格局”中的人际关系像是无数“水波纹”交织在一起，十分庞杂，因此要想通过法律来明确权利与义务就变得困难。这种模式下，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就要依靠行为者“克己复礼”以及长辈的教化去解决现实中的纠纷。但这种“无讼”的环境，也不是在营造虚假的和谐，而是需要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并非所有争端都要走司法途径才能得以解决，一些并不复杂的矛盾纠纷不需要动用国家司法资源，若是能在乡土社会中自行解决，当事人在事后仍能维持正常的人际往来，何乐而不为呢？这种观念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枫桥经验”不谋而合。这样的矛盾化解模式就是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既考虑到社会原本的状态，又结合时代的发展，在真切解决纠纷的基础上节约司法资源，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摘编自蔡欣雨《在乡土社会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材料三：

（故事前提：李寡妇将自家的地同时卖给了白嘉轩和鹿子霖，二人为争夺这块地大打出手。）

冷先生把白嘉轩和鹿子霖一起邀约到中医堂，摆下一桌酒席，俩人同时抱拳打拱，互致歉意谦词，然后举酒连饮三杯，重归于好而且好过以往。俩人谁也不好意思再要李家寡妇那六分地了，而且都慨然提出地归原主，白家和鹿家各自周济给李家寡妇一些粮食和银元，帮助寡妇渡过难关。冷先生当即指派药房伙计叫来李家寡妇，当面毁了契约。李家寡妇扑通跪到地上，给白嘉轩鹿子霖磕头，感动得说不出话只是流眼泪。

（陈忠实《白鹿原》节选）

在中国文学中，用美人香草比兴寄托，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离骚》。“美人香草” 这个词就是东汉王逸对屈原《离骚》所作的一种艺术概括，他在《离骚经序》中说：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 恶禽、臭物以比谗 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仔细研究， 《离骚》中关于美人香草的比喻，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屈 原以自己本来的男性面貌出现，上下求女。他所追求的都是神话中的女性， 所用的典故 也都和男女爱情有关。他先追求洛水女神宓妃，但发现她淫游无礼，于是改求其他的女 子。

他想追求有娀之美女， 即帝喾之妃，名叫简狄的。想请鸩鸟做媒， 又想请雄鸠做 媒，觉得都不合适。自己前去又怕失礼。相传简狄吞食了凤凰之卵，生下契，即商人的 始祖。屈原说凤凰既然已经受了帝喾的请托，恐怕高辛(即帝喾)已经先追求到了，于 是只好作罢。正在徘徊犹豫的时候，又想到了有虞的两个女儿，就是有虞之二姚。有虞 是国名，舜的后裔，姚姓。少康是夏侯相之子，传说少康逃到有虞国时，有虞就把两个 女儿嫁给了他。后来他中兴了夏朝。屈原说要趁着少康还没有成家时，先聘定有虞之二 姚。但是他所找的媒人既没有能力，口才也不好，恐怕还是不能成功。屈原写求女，从 字面看来是对爱情的追求，但实际上是政治的诉求。且看他的这几句： “世溷浊而嫉贤兮， 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他把“闺中”也就是美女们和哲王连在一起来说， 证明所谓求女乃是一种政治的诉求，而求女不成则象征着政治诉求的失败。

《离骚》中这种情况即以男子的身份追求女性， 象征某种政治的诉求， 已经成为后 代文学中常用的比兴寄托。这与汉代的儒生对《诗经》的解释有很大关系。他们解释 《诗经》里的爱情诗，往往穿凿附会，寻找政治寄托微言大意。连类及之， 解释《离 骚》和其他的诗歌当然也会寻求寄托。从此，写诗的人笔下的求女，有时并不真的是求 女，而是别有寓意；解诗的人遇到一首美人香草爱情相思的作品，也往往要从字里行间 找出一些比兴寄托微言大意， 这已经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传统。有了这种传统，作 诗的人多了一些曲折的表现手法，增加了诗歌的含蓄性；解诗的人则多了一种眼光，往 往从诗里找出一些言外之意。

《离骚》中关于美人香草的比喻，另一种情况更值得注意， 这就是屈原把自己女性 化，自比为操行高尚的美女，并把自己和怀王的关系明确地比作男女之间的爱情关系。 他和怀王有某种约定，因为别人嫉妒自己的美貌进了谗言，而遭到怀王的疏远。诗里抒写了自己那种类似失恋的感情：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钱锺书《管锥 编》说： “夫不论所喻为谁，此句取以为喻之‘美好之人’称‘余’者，乃女也， ‘众女 嫉余之蛾眉兮’，又即下文之‘好蔽美而嫉妒’也。”《离骚》中这种写法，即以失宠之女 性自居，比喻政治上的失意，在屈原其他的作品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结微情以陈词 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抽思》) ，“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     (《惜往日》)。

然而后代的诗词中常常并不如此明确，后代比较多的是男性作者代女性抒写爱情， 甚至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但并没有明确地把自己当成女性。

(摘编自袁行霈《寄托—— 以美人香草为中心》)

材料一：

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东行10公里， 茫茫戈壁上，一座仓库蓦地映入眼 帘，这里是国内首个商业化运行的独立储能电站——上海电气格尔木美满闵行储能电站。 “两年前项目投产， 为节省成本，利用了闲置仓库。”项目经理申元松介绍， “现在仓 库仍发挥储运作用，只不过里面存的，变成了绿电。”

仓库内， 52排高约3米、长约10米的铁架上， 5928块磷酸铁锂电池整齐排列，总能量 约为64兆瓦时。按每天10度电计算，这里储存的电可供一个家庭不间断地使用17.5年。

储能电站采用“共享”模式， 新能源发电企业在弃风、弃光高峰时段，可将原本无法上行电网的绿电暂存，躲过“高峰期”，待消纳能力提升，再由储能电站将调频后均衡、优质的电能发送至电网。

“我们不生产‘货物’，只是‘货物’的‘中转仓’，附带打包整理服务。”申元松说， “一举两得，不仅挽回了原本要舍弃的电能，还为发电企业省下了自建储能电站的成本。”

要想最大程度发挥“中转仓”的能力，需要不断提升储运效率。项目刚投产时，储 能电站只在白天新能源大发时段充电，晚间用电高峰时放电，后来调整为“按断面负载率”实时调整的充放电模式，通道满载时充电，负载率小于等于80%时放电。储能电站由 此前每日“一充一放”转变为“多充多放”，如今每日充入电能稳定在100兆瓦时以上。

得益于电池储能放电功率可根据需求灵活配置、响应速度快、不受地理环境等条件 限制的优势，该储能电站2021年上网电量1463万千瓦时，有效提高了当地电网对新能源 的消纳能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2年10月7日)

材料二：

在传统火电、水电系统中，发电机与电力系统强耦合，可以提供系统惯量， 维持频 率相对稳定。而在风电、光伏发电系统中，新能源电力通过电力电子控制器设备连接到电网。由于电力系统自身惯性相应能力弱、调频能力差，并且新能源发电本身就具有瞬时波动、间歇、不可预测等特征，所以当新能源发电大量并网， 会增加电网的波动。如 果电网调节能力不匹配，电网频率稳定将面临挑战，电网安全性将受到冲击。

相对于传统调频， 储能系统的爬坡能力强，响应速率和调节速率快、调节精度高， 可有效避免调节延迟、调节偏差、调节反向等问题，综合调频能力较优。诸如飞轮储能 等新储能系统加入调频辅助市场，可以有效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关于加快推动新型 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积极推动电网侧储能合理化布局”，在大规模高比例新 能源及大容量直流接入后，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和安全稳定水平。

储能调频，作为电网辅助服务的重要部分，市场化的交易程度较高。储能主体可以 通过市场化竞标方式执行电网调频指令，调频性能优异度决定了项目盈利可行性。衡量 储能系统的综合调频能力主要看 k 值，主要受响应速度(K1)、调节速率(K2)、调节精 度(K3)影响，其中调节速率(K2)是最重要指标。二次调频是当前储能参与调频的主 要环节，价格机制比较成熟。未来相关主体参与市场一次调频，相关机制也将逐步落 地。 2022年6月， 《南方区域新型储能并网运行及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明确“谁提供、谁获利，谁受益、谁承担”原则，电力用户参与一次调频、二次调频、调峰等辅助 服务的补偿费用由发电企业、市场化电力用户等所有并网主体共同分摊。《山西电力一次 调频市场交易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提出，鼓励新能源企业通过双边协商交易向独 立储能运营商购买一次调频服务。

(摘编自任泽平《绿电+储能，最终梦想》)

材料三：

11月19日， 在首届中国低碳城市发展论坛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讲席 教授、碳中和能源研究院院长、中国碳中和五十人论坛成员赵天寿以《面向碳中和的储 能技术》为题做了演讲。

赵天寿称，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规模化、长时、安全、无地域限制的储能技术，当 前的技术各有各的优势，也有不同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克服局限性，研发变革性储能技 术。

他进一步表示，从实践上来说，将来要建立新型的电力系统，需要各种储能技术， 从实践上是分秒级的、小时级的，还有天、月甚至年的长时储能。目前来说，对分秒级 调频的储能技术基本上能够满足要求，对移动的储能也基本上能满足要求， 中长时的储 能技术还存在一些技术缺口及安全性问题。

“特别要指出的是，将来实现碳中和，需要可再生能源作为主导的能源体系，储能 技术是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配套基础设施，且这种储能装备必须是长时的，目前来说这个缺口非常大，长时储能是我们实现双碳(即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特别是碳中 和目标最关键的技术，需要进一步发展。”

赵天寿最后表示， 为实现“双碳”目标，在加大科技创新克服现有储能技术局限性 的同时，探寻变革性的储能技术也非常重要。

(摘编自《新京报》，2022年11月19日)

材料一：

中国文学在从古典向现代发生转型变化之际，就在创作中显示了自身的特色。近代发生的文学变革，虽然以"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相标榜，但其创作带有很深的传统文学印记。五四文学革命，结束了这种新旧杂糅的状态，但新文学最初的创作尝试，仍免不了要经历一个“小脚放大”的蜕变过程。这期间，所谓中国特色在创作中的最初表现，是从中国文学的母体中带出来的鲜明胎记。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中国文学受外来影响渐多，取法于外渐成一时风气，但新文学并未就此泯灭中国特色。只要祛除阐释的遮蔽，就不难看出，在这些新式的外衣下，各体文学创作，仍然具有中国文学的特质。以鲁迅的小说创作为例，笔者曾把鲁迅的小说分为以下几类：承袭古人“发愤”著书的传统，如“忧愤深广”的《狂人日记》；以古仁人之心，关切民痰，悲天惘人，而以写实笔法出之的《祝福》等；直接继承清代讽刺小说的传统，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冷嘲热讽”的《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受“诗骚传统"和古代散文影响，如"诗化""散文化"的《故乡》和《伤逝》等；化用笔记文体，而以"油滑”之笔出之的《故事新编》等。这些都留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传统印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因为有“革命文学”的提倡和左翼作家的实践，成长期的现代中国文学，在接受传统浸润的同时，又自觉地开发民间资源，汲取民间滋养，逐渐在民族化、民间化的方向上，凝聚自身特色。到四十年代的根据地、解放区文学，“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成了这期间及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文学追求中国特色的主要方向。李季等人的长篇叙事诗创作、赵树理等人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榜样。他们的作品在改造民间曲艺方面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这期间的文学锻造中国特色的主要表现。同样缘起于根据地、解放区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长足发展的"革命历史演义"和"新英雄传奇"创作，是中国特色创作追求的又一重要成果。这种由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转化而来，又融进新的观念和手法的新兴文类，是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中国小说。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各体文学在中国特色的方向上，都做出了不懈的探索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及其后兴起的文学革新，在一个时期虽然再度把探索的目光转向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学，但在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行程之后，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又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以一种更新的姿态，回到这一方向上来。

（摘编自於可训《创作经验是文学理论建构的基础》）

材料二：

现代世界的生成，能够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中的人民意识到同处于这个世界上，文学是最好的沟通桥梁。据严家炎先生的研究，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是中国人最早用法文写的文学作品，虽然这部中篇小说来自对唐传奇《霍小玉传》的再创造，但严家炎认为它加入了许多富有时代感的新内容，人物性格和追求爱情的主题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可以看出陈季同在浓郁的风俗画色彩描写方面明显受到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虽然缓慢，却持续不断，由最早的涓涓细流，经过百年的顽强走向世界，终于成就当今的气候和阵势。

现代中国要自强，要新生，要创造全新的中国，这是几代仁人志士的渴求。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趋于保守。从另一种视角也可以看到：世界上任何民族在任何时期，都没有像现代中国人这样顽强地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传统中国尊崇祖训，“敬德宗孝”，以儒家为正统的思想价值，不管是治国方略还是家庭伦理，都以"三纲五常"为上，"四书五经"则是文人学子的文化基础。但在思想文化的创造革新方面，中国文化又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西方各民族因为宗教打得你死我活的情况下，中国则可以完成“儒道释”三位一体。中国文化始终有勇气有胸怀吸收外来文化，兼容不同的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并非文人学子的排斥异己。唐宋古文运动，虽然强调“文起八代之衰”，但也是借古之名，托古革新。直至近代“桐城派”之复兴古文，也适应时代变化，不断革新语言。连胡适也承认，"桐城派"的古文为现代白话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确实，中国几千年社会之稳定，其政治上的制度性保守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使中国能够进行五千年文明传承而不中断；但中国文化始终有兼收并蓄创化革新的活力，这也是事实。唯其如此，在展开现代转型时，才能如此热烈地敞开胸怀，容纳世界各种优秀文化进入中国，为中国

完成现代社会的创造所用。

（摘编自陈晓明《面向世界的中国现代视野》）

徽商与晋商、浙商、粤商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四大商帮。“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色和价值追求。徽商们或者“先儒后贾”，或者“先贾后儒”，抑或“亦贾亦儒”，“贾”与“儒”的有机统一，是众多徽商成为“儒商”的重要标志。

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是徽商的情感起点和价值归宿，也是支撑他们“好”儒立场的心理基础。在漫长岁月中，当万千徽商的行为深深根植于儒家伦理道德的认知体系中，以“好”儒态度从事商业活动时，他们便成为儒家思想在商业领域的倡领者和践行者，他们的商业行为自然地表现出“贾而好儒”的趋向和表征。一些家境优渥的徽商自幼在私塾里诵经读史，在经商之前就已经成为饱读诗书的儒生。由于“士而成功者十之一”，一些在科考中屡试不中的徽州学子只有选择“弃儒从贾”。尽管徽商转换了身份，却依然对儒学念念不忘，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把精力放在经商上，但本质却是“儒”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虔诚地以儒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经商活动，以儒家道德伦理来规范自身的商业行为。

徽商既然是“儒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便表现出儒者风范和儒士气度，也就是被后人所称道的“询询雅饰，贾而儒者也”。如徽商张景文，与一般商人不同，他出身“文学之家”，恪守“儒道”经商，不设计谋智巧，不图蝇头小利，重信践诺，乐善好施，俨然商场上的一介儒生。张景文等徽商“义利双行”“家业隆起”，甚至“坍素封矣”。儒家学说历来主张义利结合且以义为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中的这句话，对徽商影响可谓至深至远。原本指导文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理论，被徽州商人用之于经商理财，也商业兴隆，财源茂盛，颇为“灵验”。

千百年来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商业发展的内在需要。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徽商要厘清商品与货币的逻辑关系，掌握商品供求的规律特点，就必须学习和谙熟商业知识，分析和把握市场规律，统筹兼顾商业与其他行业的联系，这就需要像儒生参加科举考试一样注重学习，才能在云谲波诡的商海中大显身手，才能在起伏不定的市场上掌握主动权，就此而言，“贾而好儒”有着必然性和必要性。

二是徽商完善自我品格的重要手段。古代徽州素有“礼让之国”的美誉，尤其在著名理学家朱熹思想的熏染下，敬儒崇学的人文氛围日趋浓郁，其时很多徽商经过朱熹理学思想的潜移默化，加之许多人从小就接受了比较良好的儒学启蒙，儒家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徽商立身行事、从商事贾的思想指南。在徽商的经营过程中，常会出现一些有趣现象：一些徽商外出经商时定要带上几本书册典籍，闲暇时间就翻阅和诵读；一些徽商每到一个新地方立即拜会当地学人雅士，与其结交、唱和应对，这无疑就是徽商迥别于其他商帮的独有的精神风貌－儒学气质。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但其蕴含的以义统利、以义取利的思想始终为徽商所秉持和恪守。徽商的“见利思义、以义为利”的义利观不仅来源于儒家思想，而且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内涵。

（摘编自刘金祥《古代徽商的“贾而好儒”》）

材料一：

批判性思维有两个特征：第一，批判性思维首先善于对通常被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结论；第二，批判性思维又是用分析性和建设性的论理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解释并做出判断，而不是同样接受不同解释和判断。把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批判性思维就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为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不是“批判”，因为“批判”总是否定的，而“批判性”则是指审辩式、思辨式的评判，多是建设性的。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的第一层次是一种能力，有别于知识。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是指学科知识，而是一种超越学科，或是说适用于所有学科的一种思维能力，也称为可迁徙能力。这种能力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以及统计推断有关。

批判性思维除了能力层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它是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也称之为心智模式。这个层次超越能力，是一个属于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的层次。批判性思维的心智模式是成长型心智模式，就是一种开放式的思维习惯，不断拓宽思维范围，想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问之前没有怀疑过的命题。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能力更多地是关于“如何思考”，那么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更多地是关于“思考什么”和“问为什么”。这个层次是引导人们有意识地打破思维“禁区”，走出思维“误区”，走进思维“盲区”。有关“如何”方面的问题，多是技术层面，包括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和统计推断的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获取，也可以通过诸如ETS的考题来测试。而有关“什么”和“为什么”方面的问题，则很难通过类似的方法学习。但是它也是可学习的，可以通过被感悟、被启发等方式学习。

应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在训练学生“如何”方面见长。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都是关于“如何”的，很少是关于“为何”的。我们往往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知半解。批判性思维除了要求在逻辑上、统计上不犯错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问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并且要刨根问底，探究深层次、根本性的原因。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摘编自钱颖一《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理念与实践》)

材料二：

批判性思维是“开放理性”的精神和“探究实证”技能的结合。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这样的精神和技能，是人的认知和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是文明社会的前提和支柱，换句话说，如果作为个体的人没有开放思维、没有理性辨别力、没有论证技能，那么，科技创新、文化发展、理性社会以及对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可能的。国家发改委产业司原司长年勇指出，我们高端产业落后的一大原因，在于我们的人才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他直言：“没有人，什么都干不成。”显然，他说的人，指那些既能思考又能实干的人。人没有思维能力和实干精神，像没有接上电脑运转的硬盘，它不可能有任何超出已有存储的新产出。

年勇是了解国内外产业和科技发展情况的专家，他谈论“没有人”的问题，显然不是无的放失。其实，人们早已认识到我们的学生会做题、但不会提出和解决问题的痼疾。我们在网络上、社会上经常看到以虚假、情绪和忽悠来代替理性思考和实证实践的现象。缺乏既能思考又能实干的人，一直就是我们社会和科技发展的第一瓶颈。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认识。

在最近这几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就需要我们除了学外语，还要学习另一种语言，即“理性语言”，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性思维和表达。这样的思维和表达的核心，是客观性；而客观性，来自具体、细致、深入和广泛的真实叙事和合理推理。抽象、模糊、大话、套话、空话和情绪化的表述，没有理性根基和内容，就不能有力回击恶意的攻击，也不会让广泛的听众信服。

很多人也已认识到，这些问题和基础教育一直缺乏理性精神和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直接关联，虽然这些年已经有不少批判性思维理念的传播和改革努力，目的和坐标就是要突破这个瓶颈，但现有的观察是，目前的基础教育，和现代社会和国家发展背景下培养有德有能的人的目标，依然没有很好对接上，它依然没有大力有效地培育开放理性精神，没有学习“理性语言”。

(摘编自董毓《批判性思维是“开放理性”精神和“探究实证”技能的结合》)

材料一：

只要一想起宇宙，我们就难以平静。我们知道我们在探索最深奥的秘密。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对这个宇宙的了解程度。

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地方，但决不是唯一的地方。宇宙间有若干千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平均由1000亿个恒星组成。在这样庞大的数量里，为什么我们这些隐藏在宇宙中某个被遗忘角落里的人类就这样幸运呢？宇宙里很可能到处都充满着生命，只是人类尚未发现而已。

宇宙汪洋茫无际涯，范围之大，而地球仅是其中之一，它的存在可能仅仅对我们有意义。人类是在这里诞生和成长和成熟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激发了探索宇宙的热情，我们正在痛苦和不安之中掌握自己的命运。

（摘编自《宇宙的边疆》）

材料二：

火星这位“好邻居”之所以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其他星球都没有的特质－最像地球。有多像呢？火星的自转速度几乎与地球相同，火星上的一天有24小时37分钟。火星的公转周期是687天，火星自转轴的倾斜角度与地球相近，所以火星也像地球一样拥有四季，只不过每个季节持续的时间是地球的两倍左右。火星的地貌也和地球差不多，有高原、平原和环形山等。火星上还有大气、水、各种矿藏和氧化物。火星矿产资源丰富，根据带回的样品分析，火星上钛铁矿的资源储量高达1500万亿吨。其中最特别的是，火星的大气层中有臭氧层。臭氧层可以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利于生物在火星表面的生长发育。所以，火星有可能支持生命的存在，并且有可能被改造为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

（摘编自《火星为什么值得探测》）

材料三：

在人类发射的近200个深空探测器中，绝大部分都是探测月球和火星的。然而，人类并没有忘记走向更远的深空。特别是最近10年来，人类对太阳系小天体的兴趣逐渐增加，试图发现地球上难以获得的稀有资源，并将其带回地球。

在太阳系所有的岩体类天体中，地球的引力场最大。因此，要达到离开地球所需的加速度也是最大的。进入深空的第一个技术挑战是脱离地球引力。

当探测器被加速到第二宇宙速度，就可以脱离地球引力进入行星际。深空探测器的飞行轨道，是受行星位置和其引力场影响的。因此，需要事先优化设计发射窗口和轨道。设计的目的一般有两个：一是做到燃料最省，二是做到尽快到达。为达到这两个目的，需要利用行星际中两个特殊的引力效应。一个是可以利用各天体之间的引力平衡点，探测器在该点受到的引力作用最小。在此处做变轨，可以做到最节省燃料。另一个可以利用的是特殊的引力效应，即借助天体的引力来加速。

人类在地球上着陆和返回的经验，几乎无法在其他天体上直接应用，在地外天体上着陆和起飞都非常困难，目前人类所掌握的技术并不成熟。但在小天体上着陆与起飞是完全不同的技术。首先，由于小天体引力场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与其说在其上着陆还不如说是与其轨道交汇。因为无法借助其引力的力量，所以需要拥有非常精准的轨道设计和自动控制能力。其次，着陆时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碰撞，如果无法将探测器在相互接触的一刹那锚定，探测器将在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很快弹跳起来。

第三个技术挑战是远距离通信。通讯距离越远，无线电波经过长距离传输，能量将会扩散和衰减。其次，远距离通信会带来时间延迟，使得探测器必须具备自主判断和运行的能力。

（摘编自吴季《深空探测的现状、展望与建议》）

材料四：

2022年11月30日7时33分，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在“天宫”实现太空会师，这幅历史性的画面标志着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从“东方红”“嫦娥”到“天宫”，中国航天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这些年，中国在航天领域始终笃定自力更生、戮力创新之路，到今天能够独立掌控自己的命运，突破掌握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部组件和核心元器件国产化率达到100％。坚持自主创新的路线得到了实践的最好证明，这反过来又更加坚定我们坚持自主创新的决心，中国航天将在这样的良性循环里不断取得海量的正反馈。

可以预见，在未来10-20年，深空探测将成为国际上航天大国竞相角逐的一个重要战场。近年来，中国月球与深空探测任务的实施，为实现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奠定了雄厚的技术基础。同时，重大科学发现将越来越多地诞生于深空探测领域，人类的生存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的发展进步。基于此，中国应加快开启深空探测新征程，持续开展深空探测任务，加速推进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摘编自《“太空会师”：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