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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辩。”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认同与接受，提出了关于“孝”的意义的论断。
C . 文章在论证结构上，先引出论题，再提出观点，然后纵向深入，最后补充论述。
D . 文章既肯定“孝”的普遍意义，又指出它的内涵变化，显示了作者的思辨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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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来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邓椿《画继》记载，他祖上被赐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一天，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那位中官说：“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邓父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这个记载透露了宋神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因此，任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则似不需要。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和空间有关。
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私人宅第。从功能说，它们从宣扬皇权的政治性作品转化为私家收藏中的纯粹山水画；从观赏方式上说，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物质性”的转换并非是少数作品的特例。一幅卷轴画可能在它的流传和收藏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但是各代的藏家在上面盖上图章、写下题跋，尤其是乾隆等帝王把这类操作全面系统化之后，即使是形状未改但也是面貌已非。
那些表面上并没有被改换面貌的艺术品，因为环境、组合和观看方式的变化，也会成为再造的历史实体。一面原来悬挂在墓室天顶上代表光明的铜镜被移到了美术馆的陈列柜里，和几十面其他同类器物一起展示，以呈现铜镜的发展史。一幅“手卷”变成了一幅“长卷”，因为观众再不能真正用手触摸它，一段一段地欣赏移动的场景……所有这些转化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所探求的不再是一件作品的原始动机和创作，而是它的流传、收藏和陈列——它的持续的和变化中的生命。
（摘编自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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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观止》是一个文章选本，“观止”本于《左传》记载季札在鲁国看乐舞时赞美的话：“观止矣！”这个选本是清朝吴楚材、吴调侯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选定的，它备受读者喜欢是有原因的。
第一，一般说来，它体现了比较进步的文学主张。古代的选本，梁朝萧统的《文选》也很著名。那时的文学主张，认为哲理散文和历史散文都不能入选。《文选》除诗歌外，选的主要是骈文，是一种讲究辞藻、对偶、声律的文章。唐朝韩愈起来提倡古代的散文，称为古文，用来反对骈文。这种主张是进步的。《古文观止》正是贯彻了韩愈以来的古文家的主张。
第二，一般说来，入选这个选本的文章丰富多彩，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比较高的。自从韩愈提倡古文以后，古文的选本在《古文观止》前早已有了，像宋朝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选录《左传》《国语》到唐朝末年的作品，《古文观止》的选文从左传》开始，就是本于《文章正宗》。不过真德秀是道学家，他用封建伦理的眼光来选文章，忽略了文章的艺术性，所以他的选本不受欢迎；《古文观止》所选，像先秦的历史散文《曹刿论战》《鲁仲连义不帝秦》，表现当时人的智慧和品德；两汉文《治安策》和《出师表》，反映出当时政治上的重大矛盾，表现出作家的远见和忠诚；唐文《捕蛇者说》，深刻暴露封建统治者“苛政猛于虎”的罪恶；宋文《岳阳楼记》，通过不同景物的描写来表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这些名篇，都是古今传诵。
这个选本所选文章的丰富多彩，也表现在文章的体制上。选本也选了几篇韵文、骈文。严格讲起来，古文跟骈文是对立的。但就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讲，古文由散体趋向骈体，再由骈体回复到散体，完全不选骈体，就看不出这种变化来。
第三，这个选本的编选体例也有它的好处。萧统的《文选》分很多门类，烦琐不堪；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古文部分分辞令、议论、叙事三类。《古文观止》不分类，按时代先后排列，从中可看出古代文章演变的迹象。这个选本得以广泛流传，跟它的篇幅也有关。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命令编选《古文渊鉴》，称为御选，用皇帝的名义来刊行，却不能广为流布，这跟它用真德秀的体例有关，也跟篇幅有关，它有六十四卷，篇幅太多了自然不易推行。
以上三点，当是此书能广泛流布的原因。不过此书也有缺点，约略说来如下：一、编者识力不高，像李陵《答苏武书》，历来都疑为后人伪托，此书也加选录。还有宋朝人论历史人物的文章，往往抓住一点发议论，并不能够真正考虑当时历史的全面情况。这类文章也选多了。二、不免受到八股文的影响，选文所选《史记》，像《伯夷》《管晏》，这些传记议论多而不致力于刻画人物。编者选这些是看中它们的唱叹和转折，反而把最好的文章漏掉了。
（摘编自振甫《谈谈<古文观止>》）
谈诗歌朗诵
朱光潜
近来听到一些诗人、演员、业余爱好者朗诵了许多旧体诗和新诗，其中风格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占优势的风格是用演员念台词的声调和姿势。那慷慨激昂的调子，有时不完全与诗歌的内容相称。这不免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感。
人民为什么爱诗歌？理由也许很多，我想其中之一就是诗歌具有音乐美。这个道理从我国一些传统剧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许多旧剧的台词并不那么完美，可是演唱起来，却有极大的迷人的力量。不妨把《霸王别姬》《林冲夜奔》的台词改成白话，请最好的演员用话剧的方式去表演，那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话剧本不要求语言的音乐化，而诗歌按照它的本质却要求语言的音乐化。诵诗如果不见出语言的音乐美，那就很难把诗的韵味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浸润到听众的心灵深处，使他们可以优游涵泳，长久受用不尽。在我看来，朗诵诗歌是不宜用演话剧念台词的声调和姿势的。
理想的诗歌朗诵，必须要既能表达感情，又有音乐美。其中，表达感情是基础，顺着自然的倾向，是自发的，倾泻的，无控制的，容许金粒与泥沙俱下的；而音律的形式按照规律的要求却是自觉的，有控制的，不但要披沙拣金，而且要用一定的模型把金粒熔成一定的形象。这样通过音律形式对思想感情的洗练、节制和熔铸，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就不是生糙自然的思想感情，而是经过形象化和音乐化而洗练和提高的思想感情。对于朗诵诗歌来说，做到这一步，才能算到表达感情与音乐美的统一。
这只是理想。要实现这种理想，还要凭实践中的辛苦摸索才可以获得。在摸索之中要做的事很多，其中一项重要的事是向民族传统学习。我国历代诗人都特别重吟咏的功夫，过去诗文评家教人读诗，也强调要懂诗就必须学会诵诗。有人甚至以为一个人如果不会诵诗，即对诗“终身为门外汉”。传统的旧诗朗诵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声音拖长。《书经》里就已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说法，“永言”就是《乐记》里所说的“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式的朗诵能维持到两千年左右，不能单是凭习惯的惰力，因为诗歌所要表现的情调是比较深永的，低徊往复的，走曲折线而不是走直线的，所以表现方式也要有相应的低徊往复和曲折。长言才能在低徊往复之中把诗的“意味”“气势”“骨力”和“神韵”玩索出来，咀嚼出来，如实地表达出来。假如这个看法略有一些道理，我们也就可进一步认识到诗歌的朗诵不宜用演话剧念台词的办法。
目前诗歌朗诵不少是侧重表达感情的，有时是近于表演的。在节奏上大半不但不是“长言”，而且比语言的自然节奏还要快一点，急促一点，低徊往复的少。这和我们过去朗诵的传统有很大的距离。责任当然不能完全在诵诗人，毛病恐怕大半还是在诗本身。如果诗本身见不出音乐美，诵诗人当然就不能凭空添上音乐美。这就要求诗人们在语言和音律上多下更严肃的功夫。诗歌朗诵已经把诗歌的语言和音律问题很突出地提出来了。
（有删改）
书家和善书者
沈尹默
“古之善书者，往往不知笔法。”前人是这样说过。就写字的初期来说，这句话，是可以理解的，正同音韵一样，四声清浊，是不能为晋宋以前的文人所熟悉的，他们作文，只求口吻调利而已。笔法不是某一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写字的人们逐渐地在写字的点画过程中，发现了它，因而很好地去认真利用它，彼此传授，成为一定必守的规律。由此可知，书家和非书家的区别，在初期是不会有的。
写字发展到相当兴盛之后（尤其到唐代），爱好写字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就产生出一批好奇立异、相信自己、不大愿意守法的人，各人使用各人的手法，各人创立各人所愿意的规则。凡是人为的规则，它本身与实际必然不能十分相切合，因而它是空洞的、缺少生命力的，因而也就不会具有普遍的、永久的活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地沿用着它而发生效力。在这里，自然而然地便有书家和非书家的分别了。
有天分、有休养的人们，往往依他自己的手法，也可能写出一笔可看的字，但是详细监察一下它的点画，有时与笔法偶然暗合，有时则不然，尤其是不能各种皆工。既是这样，我们自然无法以书家看待他们，至多只能称之为善书者。讲到书家，那就得精通八法，无论是端楷，或者是行草，他的点画使转，处处皆须合法，不能四号苟且从事，你只要看一看二王、欧、虞、褚、颜诸家遗留下来的成绩，就可以明白的。如果拿书和画来相比着看，书家的书，就好比精通六法的画师的画；善书者的书，就好比文人的写意画，也有它的风致可爱处，但不能学，只能参观，以博其趣。其实这也是写字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六朝及唐人写经，风格虽不甚高，但是点画不失法度，它自成为一种经生体，比之后代善书者的字体，要严谨得多。宋代的苏东坡，大家都承认他是个书家，但他因天分过高，放任不羁，执笔单钩，已为当时所非议。他自己曾经说过：“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山谷也尝说他“往往有意到笔不到处”。就这一点来看，他又是一个道地的不拘拘于法度的善书的典型人物，因而成为后来学书人不须要讲究笔法的借口。我们要知道，没有过人的天分，就想从东坡的意造入手，那是毫无成就可期的。我尝看见东坡画的枯树竹石横幅，十分外行，但极有天趣，米元章在后边题了一首诗，颇有相互发挥之妙。这为文人大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也因此把守法度的好习惯破坏无遗。自元以来，书画都江河日下，到了明清两代，可看的书画就越来越少了。一个人一味地从心所欲做事，本来是一事无成的。但是若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不是意造的矩）的程度，那却是最高的进境。写字的人，也需要做到这样。
（有删改）
传统表演艺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座蕴藏丰富、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民族民间艺术資源宝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一些传统表演艺术项目已走出困境，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仍有一些项目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传统表演艺术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表演通常具有群体性特征：无论侗族大歌还是壮族山歌，人人都可展示歌喉；无论汉族的秧歌，还是藏民的锅庄，民众欢乐起舞的场面都蔚为大观。对这类非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坚持其生活性、群体性。而不仅局限于艺术团体或演出队等小范围内。广大民众为庆贺丰收、祭祖敬神、禳灾祈福而载歌载舞的即兴表演，寄托着他们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丰富情感。使传统表演艺术“雅化”，固然能彰显各类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但也弱化了传统表演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
当然，各类民间表演艺术过充分提炼和艺术升华，进而搬上舞台，其成功之作会对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如春晚舞台上，藏族舞蹈《飞弦路春》、蒙古族舞蹈《吉祥颂》等都曾大放异彩，然而，在对民间表演艺术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中，有些实施者没有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将一些传统艺术改编得面目全非。比如，有些人在改造民乐时套用画方音乐编排方式，被改编的作品便失了自身的魂魄。因此，对民族民间艺术进行“二度创作”，应既不失其本真的艺术特性，又科学地融入现代元素，适应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编导们深谙民间表演艺术的特性，并能进行实地调研、采风，挖掘出民间艺术的基本元素与本质精神。
各种传统表演艺术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呈现的，考其演出行为形式形成艺术价值。这类非物质文化产的特性决定了应对其实施活态传承与保护、使之以鲜活形态生存于民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施中，有些地区視保存为保护，重视硬件设施，各类场馆及专题博物馆建设颇具规模，民间收集来的各种乐器、道具、面具、服装等都得到妥善收藏，这种博物馆式的展示与收藏，虽然能较好地保存民间表演艺术的物质载体，但变活态传承为固态展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表演艺术的生存发展问题。有人认为通过录音、录像等数字化手段便可记录、存储、呈现表演艺术的成果和过程，达到抢救性保护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对文化遗产的部分信息进行了保存，人在进行艺术表演时涉及的很多现象难以精确量化，其中不少信息是无法获取和记录的。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保护，才特合其自身的传承发展规律。
（摘编自李荣启《论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资源”这一概念，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资源是指人类生产活动所需要的、在自然界存在的物质（材料）和动力的天然来源。广义的资源，则是指人类用来帮助从事一定活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一切要素和有利条件的总和，简单地说，资源就是人类活动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从形态上看，人类资源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贮存、节约的资源，如资金、材料、能源等；另一类是不可贮存、节约的资源，如时间、注意力、记忆力、思维能力等。在信息社会中，正确认知注意力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为什么说注意力是一种资源呢？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定向性，即有意识、有计划地达到一定的目的。人类活动的定向性，要求人在活动过程中，必须使自己的意志服从这个过程的目标。人的定向活动是由提出的任何或某种活动计划来组织的，而要完成这种组织活动，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心理因素就是注意力。所以，注意是人的活动的基本特征，是人的有目的活动和定向探索活动的前提，是人的活动达到既定目标的必要条件；注意力决定任务完成的效率和成果的质量，是人类活动不可缺少的一种要素，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人的心理过程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是它的选择性和指向性。当我们的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一定事物时，就是注意。注意和认识过程分不开，它是一切认识过程的开端。虽然注意不是一种独立的认识活动，但它表现在认识过程（知觉、记忆、思维等）的内部而与这些过程不可分离，在人的一切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对人的各种心理过程和操作活动均有调节作用。注意力表现了人的心理过程进行的动力特征，是人的个性品质和能力结构的重要国素。没有高度发展的往意力，就不能有效地从事各种活动，就不能从事长时间的复杂的思维活动。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的注意力是一种非常有限的心理资源。人的主要精力每次只能执行一种主要的任务。当大量的信息进入感觉记忆，若不加以注意，很快就会丧失。国此，注意在为进一步加工而选择感觉信息方面，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信息资源具有可替代性、可分享性，而注意力作为资源是不可替代、不可分享的。今天，人们要学会合理有效地分配并使用注意力。
（节选自李志昌《信息资源和注意力资源的关系》，有删改）
杜甫之所以能有集大成之成就，是因为他有可以集大成之容量。而其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到他接触的任何事物，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做到博观兼美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体式风格方面而言，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就诗歌内容方面而言，杜甫更是无论妍媸巨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物情态，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予人以一片沉哀悲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值得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的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跃，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的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著名的《北征》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一片娇痴之态。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体中却往往有“戏为”“戏赠”“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杜甫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摘编自叶嘉莹《轮渡复七律直言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漾濞槭——一种云南大理漾濞县的特有物种，最初被发现时全世界仅存4株，经过10多年的保护，如今已经繁育岀数万祩。漾濞槭物种是怎样繁殖壮大、摆脱濒危境地的呢？孙卫邦介绍，漾濞槭的濒危和人类活动对其生境①的影响有关，也和其自身特性有关。漾濞槭本身花期短，单性花（雌花和雄花）和两性花同株。人类活动又导致其植株减少，现存植祩之间距离远，授粉有效性不高，结实率低。即使授粉成功结出种子，种子落地后，由于适宜种子萌发的生境遭到破坏，萌发也不容易。
挽救处在濒危状况的漾濞槭，必须突破授粉和种子萌发两大关口。
最初，科研人员曾指导张国树尝试嫁接但未成功。无奈之下，张国树想了个土办法：到了漾濞槭花期，他将一棵树上开花的枝条砍下，绑在了另外一棵树上，没想到竟然授粉成功了。秋季，他收获了一批漾濞槭种子。
孙卫邦收到种子后，他的团队攻克了漾濞楲种子育苗的关键技术，通过人工技术处理让种子萌发，隔年2月，终于用张国树寄来的两三千粧种子培育出了1600株漾濞槭幼苗。这些幼苗有的种在了昆明植物园，有的回迁到苍山西坡上张国树家附近漾濞楲的原生境中。
经过遗传学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张国树寄给孙卫邦的种子均来自同一植株，但花粉还有来自这5棵树以外的其他植株。据此判断，应该还存在其他尚未被发现的漾濞楲植株。2014年，孙卫邦的学生陶丽丹开展了漾濞楲的系統调查与种群生态学硏究，最终发现，漾濞楲头有12个分布点、577株。
2016年，研究人员又采集了一批漾濞楲种子，并于2017年培育出5万株漾濞楲苗木。前后繁育的5.1万余株漾濞楲苗木中，昆明植物园专类园保育了50余株，苗圃保存了约3.8万株供下一期回归自然试验工作。此外还分别在大理云龙自奔山林场和红河州芷村林场迁地保育各4000株，在漾濞槭原生境回归了4600余株。现在，2009年在昆明植物园种下的第一批漾濞槭已经能够开花，产生成熟的种子。
为了保护漾濞楲，206年以来，硏究人员平均每年去漾濞县4次，开展调查、采种、回归种子实验、开花观察等工作。此外，每年还要不定期去两个漾濞槭重建居群进行幼苗生长监测等工作。
（节选自《漾濞械重生记》，《人民日报》2019年3月26日，有删改）
【注】①生境：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家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词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艺，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中国建筑的希望
梁思成
建筑之始，本无所谓一定形式，更无所谓派别。所谓某系或某派建筑，其先盖完全由于当时彼地的人情风俗、政治情况之情形，气候及物产材料之供给，和匠人对于力学知识、技术巧拙之了解等复杂情况总影响所产生。一系建筑之个性，犹如一个人格，莫不是同时受父母先天的遠传和朋友师长的教益而形成的。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各有其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数千年来的匠师们，在他们自己的潮流内顺流而下，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匠师们一样，对于他们自己及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一种自觉。
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年，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国却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又因其先已有帝王骄奢好奇的游戏，如郎世宁辈在圆明园建造西洋楼等事为先驱，于是“洋式楼房”“洋式门面”，如雨后春笋，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正在这个时期，有少数真正或略受过建筑训练的外国建筑家，在香港、上海、天津……乃至许多内地都邑里，将他们的希腊罗马哥特等式样，似是而非地移植过来，同时还有早期的留学生，敬佩西洋城市间的高楼霄汉，帮助他们移植这种艺术。这可说是中国建筑术由匠人手中升到“士大夫”手中之始；但是这几位先辈留学建筑师，多数却对于中国式建筑根本鄙视。近来虽然有人对于中国建筑有相当兴趣，但也不过取一种神秘态度，或含糊地骄傲地用些抽象字句来对外人颂扬它；至于其结构上的美德及真正的艺术上的成功，则仍非常缺乏了解。现在中国各处“洋化”过的旧房子，竟有许多将洋式的短处，来替代中国式的长处，成了兼二者之短的“低能儿” ， 这些亦正可表示出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不了解态度了。
欧洲大战以后，艺潮汹涌，近来风行欧美的“国际式”新建筑，承认机械及新材料在我们生活中已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国际式”建筑，名目虽然笼统，其精神观念，却是极诚实的。这种建筑现在已传至中国各通商口岸，许多建筑师又全在抄袭或模仿那种形式。但是对于新建筑有真正认识的人，都应知道现代最新的构架法，与中国固有建筑的构架法，所用材料不同，基本原则却一样——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这并不是他们故意抄袭我们的形式，乃因结构使然。我们若是回顾到我们古代遗物，它们的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正合乎今日建筑设计人所崇尚的途径。这样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竟融洽相类似，在文化史中确是有趣的现象。
我们这个时期，正该是中国建筑因新科学、材料、结构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也是中国新建筑师产生的时期。他们自己在文化上的地位是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是依其意向而设计的；他们并不像古代的匠师，盲目地在海中漂泊，他们自己把定了舵，向着一定的目标走。我认为，他们是最有希望的。
（有删改）
1982年，一位美国教授在校园BBS上建议用字符“：－）”来表示笑话，这个由ASCII（美国标准信息交换代码）元素组成的笑脸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生产力，此后各种各样的表情符号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因此它被称为“改变历史的一张笑脸”。颜文字是它的升级版，其显著特点是用键盘符、标点或者两者的结合体模拟出人的面部和某种身体姿态，用来方便快捷地表达和传递情绪。以QQ表情中的基础默认表情“小黄脸”为代表的表情符号，被称作绘文字，呲牙“ 
”、偷笑“ 
”、笑哭“ 
”等惟妙惟肖的符号简洁而又形象，极大丰富了聊天时的选择和乐趣。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年轻群体成为网络主力军后，一些真人表情在网络上竞相出彩，GIF动画表情的传播也如火如荼，标志着网络表情符号进入自定义创作发展阶段。
在网络社交中，网络表情符号比文字有着先天的优势。从接受者方面说，解读文字容易对信息发送者的语气、态度产生理解偏差，而图文搭配的表情图像，会让信息的准确度和可接受度更加凸显，使传播效果事半功倍。表情符还使人们在交流时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建立欢快轻松的“在场”语境，可以加强交流的互动性。其实人的社会互动也是一场关于“自我呈现”的表演。长期处于表情符号丰富的交流语境中，通过独特的表情符号进行自我表达，展现个性，会不知不觉地将“我”塑造为社交所需要的形象。
（节选自胡远珍《网络社交中表情符号的表达与象征意义分析》，有删改）
在信息化时代，体能与机械能不再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智能成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权威性标准，而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则进一步将这种决定性与权威性推向顶峰。
信息是什么？通常的意思是音讯消息及其内容和意义。从本质上讲，信息是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现象，但是它必须通过主体的主观认知才能被反映和揭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信息与人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的意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沟通。客观世界所包含的各种信息通过与人的感官的相互作用进入人的意识，并在人的大脑中进行加工和处理，被翻译成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的语言再现出来。人类语言成为这种被意识到的信息存在的唯一載体。因此，信息与人的关系的本质可以表述为，人是信息的主宰者，信息为人所控制，为人服务。然而，这种关系在信息化社会遭遇了或正在遭遇颠覆性的挑战。
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说，人们，包括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信息化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这样的共识，人们放松而理所当然地沉醉于数字化信息带给我们的奇妙、自由、淋漓的快感。而恰恰是这种人对信息渐形成并且巩固的心理依，将信息与人的本质关系置于了深刻的矛盾之中。
如前所述，现实中的信息必须以人类语言作为自己的唯一载体。信息化时代生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用以再现被人脑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并使之能够被认识被理解、被获取、被保存、被利用以及被再造的计算机语言。计算机语言虽然也是人类创造，并且也逐渐被广泛使用，但是其背后支撑它的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却掌在少部分专业人士手中，公众被远远地甩到了高科技发展的边缘，他们只能按照少数人事先设定的程序和规则在仅有的范围内去选择，成为数字化产品的被动接受者。数字化信息及其技术形态越多地深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严地被少数人的思维所控制，且这种控制最终会表现为信息对人的控制。
现代信息及其技术形态能够广泛参人的知觉活动、概念活甚至情感性活动，形成对人的智能的精确模拟，这使它以摆脱对人的依赖性，成为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这种科学技术与人的矛盾关系，是否意味着，随看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人及其社会的深刻信息化与人工智能超越人的对信息处处理的强大功能，将把人类推向被奴役者的终极命运？
面对网络普及和信息泛滥，我们要从华丽的科技陷阱和繁杂的信息现象当中超拔出来，确立起人与科技和信息之间主体与对象、控制与被控制的合理关系。
（节选自张志宏《信息化时代人的精神困境与文化救赎》，有删改）
对城市而言，文明弹性是一个城市体在生存。创新、适应、应变等方面的综合状态、综合能力，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稳定性与变迁性之间、柔性与刚性之间的动态和谐，过于绵柔、松散，或者过于刚硬、密集，都是弹性不足或丧失的表现，是城市体出现危机的表征，当代城市社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文明弹性问题。
其一，空间弹性。城市具有良好空间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空间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任何城市空间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空间弹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转换。片面地强调空间的公共性或成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私人性，都会使城市发展失去基础，目前，人们更多地要求空间的私人性，注重把空间固化为永恒的私人所有物、占有物。这种以私人化为核心的空间固化倾向，造成城市空间弹性不足，正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制度弹性，一种较为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制度，是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生存与发展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制度。城市有其发展周期、发展阶段，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聚集更多的发展资源、激活发展活力，而对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人们会更为注重城市制度的稳定功能。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也需要面对秩序与稳定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也需要面对新活力的激活问题。过于注重某种形式的城市制度，过于注重城市制度的某种目标，都是城市制度弹性不足，走向僵化的表现，都会妨害城市发展。
其三，意义弹性。所谓城市的意义弹性，是指城市能够同时满足多样人群的不同层面的意义需要，并能够使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在总体上达到平衡与和谐，不断形成具体的意义共同性，当一个城市体只允许一种、一个层面的意义存在时，这个城市体可能繁荣一时，但必然会走向衰落。当一个城市体只能满足某一类人的意义追求、意义需要时，。这个城市体也往往会丧失活力。当一个城市体被某一类型的意义体系固化时，这个城市体往往不具有综合吸纳力、发展潜力。启蒙主义的片面化，理性主义的片面化，世俗主义的片面化，神圣主义的片面化，都会导致城市意义弹性的减弱，都会从根基处危害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保持城市的空间弹性、制度弹性、意义弹性，并以此为基础，把握城市的类型构成与历史，建构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于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是意义重大的。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①网络文学经过20余年高速发展，产生大量作者和读者，催生丰富的文学类型。就其发展态势而言，不少热点和亮点将会留下足迹，其中包括政策引领强劲有力、创作队伍持续壮大、现实题材风生水起、产业发展蓬勃兴旺、研究评论发力跟进。但伴随其高速发展也产生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创作质量参差不齐、类型固化问题突出。网络文学发展遇到创作瓶颈。
②在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类型小说做出重大贡献：制造大众文化热点、开创付费阅读机制、探路粉丝经济模式、打造文学文化产业链、培育创意产业新业态等。尤其是在网络文学市场化初期，类型小说因题材鲜活、想象丰富、定位精准，点击率一路飙升，借助数字化新媒体技术优势为网络文学崛起赚到“第一桶金”。但唯点击量的类型化量化标准并不可取。文学网站根据市场原则“锁定目标人群”“精准配制作品”，一些市场关注度高的类型脱颖而出，一些小众类型却很难突破重围。长此以往，不仅会损害网络文学题材多样性和内容丰富性，而且会挫伤作者创新精神和艺术个性。此外，每日大量文字的更新压力，使一些网络作家不惜在作品中“注水”，导致作品结构松散、语言浅白、思想贫乏。与此同时，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也在损害网络文学声誉。
③不少有识之士呼吁网络作家跳出“玄幻魔圈”和“修真密室”，走向现实题材的广阔天地，到轰轰烈烈的现实生活中去创造精品、攀登高峰。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现实题材创作呈风生水起之势。阿耐的《大江东去》《欢乐颂》、齐橙的《大国重工》《工业霸主》《材料帝国》等作品，既以敏锐现实关切把握时代脉动，又保留网络文学活泼生动文风。众多作品中追梦人奔跑的身影和幸福的笑容，生动展现人民生活美好前景和民族复兴光明未来。这些有根底有生气的作品突出体现网络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担当精神，体现网络作家对精品化的自觉追求。
④有人说是网络文学作家创造了“网文时代”，但我们要说是这个伟大时代创造了众多顺势而为的网络作家。的确，众多优秀作品的诞生离不开作家奇思妙想和所感所悟，但作家们的创作主题和创新灵感，无不与现实生活的启示和时代活剧的激发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不必说那些成功的现实题材作品，即便那些看似无关现实的类型网络文学，如果不从现实生活中吸纳营养知识，醉心于噱头或乞灵于套路，或能走红一时，或可博人一笑，但注定与撼动人心、经久不衰的文学经典无缘。
⑤伟大作品离不开作家对其时代的深刻体察和忠实记录。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他创作出“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毛泽东同志称《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要当“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毛泽东同志称《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习近平同志认为，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
⑥创作更多文学精品，需要作者将仰望星空的丰富想象力与脚踏实地的现实生活体验紧密结合。在这个需要史诗而且正在创造史诗的时代，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回应现实关切，肩负时代使命，不仅是网络作家，也是所有文艺工作者攀登高峰、打造精品的有为之道。
（摘编自陈定家《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
涵养平和的心态
盛玉雷
进入互联网时代，公共生活愈发由线下延伸到线上。从热衷跟帖盖楼，到频频微博互动，从个性表达观点，到社群互帮互助，“人人都能手持麦克风”，公共舆论场从未像今天这般热闹。
但热闹里往往也少不了喧嚣。一段时间以来，“大声嘶吼”成了部分人表达自己的惯常方式，“一言不合就……”甚至入选了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粽子和豆腐脑要吃咸的还是甜的，相声圈师徒反目应该支持师傅还是徒弟，熊孩子与路人打闹谁更占理……简单的议题讨论轻易就会“开撕”，使得海纳百川的舆论场变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炙烤着网民焦躁的情绪，冰冻着并不复杂的真相。
从以前“不懂得生气”，变得倾向“一言不合就生气”，这一现象本身也在网上引发争论。有人说，“会生气”是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恰恰是种社会进步。司机路怒是因为前车不遵守规则，用餐突然暴起是缘于孩子吵闹影响公共秩序，面对侵犯个体权利的行为，“生气”成为一些人表达社会是非观念、提醒公民素养的主动选择。
然而，当许多这样的个体反应，通过社交网络的放大发酵，就会成为互相点燃的引信。只和持相同意见的人们抱团，使得人们难以发现自己思考方式的漏洞，增加了走向极端的可能，这便是社会心理学中“集群极化”效应。在集群刺激之下，看似正当的“生气”，逐渐演变成对自身权利的过度反应。
在一个多元社会，利益的冲突与妥协、价值的碰撞与交融、观念的萌生与变迁不可避免。碰撞冲突中，“生气”无可厚非，但表达“生气”的方式却应该有的放矢。任何时候，“灼伤彼此”“以毒攻毒”都不是消解分歧、化解矛盾的良策。
当“吃瓜群众”身陷情绪泥沼，就需要有人挺身相助。对那些有能力定纷止争的人来说，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一个网红或者大V，而要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理性精神，引导网民共建当代中国公共舆论领域的“罗伯特议事规则”，通过和谐有序的探讨、条分缕析的解惑，避免网民陷入集群极化的陷阱。
去年9月，围绕要不要建大型对撞机，丘成桐和杨振宁在网络上各抒己见；紧接着，针对要不要产业政策，林毅夫和张维迎公开辩论。这样的理性交锋，没有动辄挥舞道德大棒，而是思维碰撞、火花四射。在尊重对方前提下切磋观点，不仅没有让哪一位当事人“掉价”，反而让真理越辩越明，让真相荡浊涤清。
色彩斑斓的世界离不开每一种颜色的汇聚。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形成，都要经过从分歧到最大公约数的阵痛；任何一件舆论争议的解决，也是依赖感同身受的换位思考，而不是党同伐异的不断争吵。说到底，“不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言”就“不合”、“不合”就“生气”的简单粗暴。多些彼此尊重宽容，少些一言不合，方能让弥漫社会的戾气、火气，转变成弥合差异的和气、弥足珍贵的朝气。
（摘编自《 人民日报 》）
①现代的思想家们常常说，语言文字参与建构人们意识中的世界，可以呈现一个民族深层的思维和意识结构。那么从汉字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②汉字是现在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是由图画抽象、规范、滋生而成的。古代的汉字表明，古人不习惯于抽象而习惯于具象，比如“牛”，各种字形始终突出地显现着牛正面的头部和对称的双角，又如食物，有“米”“稻”“禾”“黍”等等，但并没有一个总的类名，如庄稼、粮食之类。反过来看，汉字的这种象形性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产生极大影响，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而抽象的符号。
③汉字的衍生和分类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感知方式。汉字的衍生是一个树形滋生的过程，以造字时代独立产生的象形“初文”（章太炎语）为根，通过会意、指事、形声等几种造字的方法，滋蘖出“字”。从每个“初文”中产生的与它意义相关的一批字，在后来被视为同属于某一个“部首”，它们所表示的现象或事物，在古人看来就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类”。这种分类方式与近代西方有所不同，古代中国人特别注意一个现象、一个事物可以感知的表象，以此作为分类的依据。因此那些以类相从的字，无论以什么“初文”为义符，“初文”的象征性总是使这个字与原初的形象有联系，使人们一看就可以体会它的大体意思。这种归类的思路，以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甚至隐喻的方式进行系联。例如“木”作为“初文”，是植物的抽象名称，那么以“木”为义符的字应该都表示树木，如梅、李、桃、桂等等，但实际上，“木”这一类名的范围却远远超出了树木，它可以是树木的一部分，如“本”“末”，可以是与树木有关的某些性质与特征，如“柔”“枯”，甚至还可以是与树木并不直接相关，却可以从树木引申的其他现象，如“杲”（日在木上，明也）、“杳”（日在木下，冥也）。再如“彳”字，本来是象形的纵横相交的十字路口，殷商时代的卜辞中，不少字就与它有关，而“役”字，在甲骨文中本不从“彳”，但当它在后世以“彳”为义符后，就使人觉得从役之人好像真的总是在路上奔波。当汉字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思想运算的符号被接受时，人自己创造的文字就反过来影响、制约和规范了人对世界的认识。
④汉字的象形性也影响了汉语的句式，独立呈意性使汉字在任何场合均无需严密的句法即可表现意义。这就使得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世界似乎不那么注意逻辑、次序和规则，话语发出者和接受者凭着共同的文化习惯，就能够表述和理解很复杂的意义。
⑤我们除了能从汉字本身大体了解古人“怎么想”，还可以从中了解他们“想什么”，比如能从汉字的字形中探寻某种思想和制度的起源，从汉字的分类中理解古人生活的重心和兴趣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古老的汉字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之中，考察其中的思想史意义。
（摘编自葛兆光《作为思想史的汉字》）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贵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贵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弭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根，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空间站，被称为航天员的“太空之家”，是科学研究的“太空实验室”。为早日建好新的空间站，进而实现载人探月、火星探测等更长远目标，无数中国航天人夙兴夜寐，殚精竭虑。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就是这一征途上的重要节点，它搭起了空间站通向太空的“天梯”，将中国人在宇宙建站的梦想勾勒得更加清晰。
如果把空间站比作一个房子，要想建得好，离不开牢固的材料。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使命，就是把主要建材运上太空。搭好房子，还要添置物件，2017年发射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就像快递小哥，负责运输各类补给。房子布置妥当后，需由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通过载人飞船将航天员送进去“居住”。这三类火箭构成了我国空间站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实现“房子+物品十人”的愿景。所以，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全面验证了火箭总体和各系统方案设计的正确性、协调性。这也说明：建设空间站，我们有能力正式动工了。
空间站的建设和运营体现着一个国家的航天综合实力，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从 “一室一厅”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到由3个舱体组成的“三室两厅还带储藏间”的未来空间站，“户型”升级记录着中国载人航天近30年的科技探索与追梦历程。从“装修”看，无论是让航天员实现更久在轨停留的可再生生命保障系统，还是单翼翼展约30米、用以提供不间断供电电源系统的柔性太阳翼，都秉持着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高效的理念，展现了中国科技进步的丰硕成果。
未来，除了核心舱“天和”用来控制整个空间站组合体外，实验舱“问天”和“梦天”都将用于科学实验。
浩渺深空，行路漫长，接力“长征”，任重道远。当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送东方红一号卫星遨游太空，宣告中国进入太空时代。现在，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首飞成功，让中国人在太空安家变为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人类在太空深处居住生活研究、勇攀科技高峰的又一个“家”。
(选自2020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有趣，和枯燥、乏味相对，是一个人身上闪闪发光的品质，是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剂”。说一个人有趣，是很高的评价。
那么，何为有趣？明人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对“什么是趣”，古今中外，尚无定论，只能见仁见智。在文人墨客笔下，人有人趣，物有物趣，自然景物有天趣。趣者，存乎一心，大凡让人心生快意、心旷神怡的，都莫不有趣。
有趣的人，对生活抱有大爱。有时，即便身处逆境，他们也能过得兴致盎然；即便眼前满是苟且，他们也总能找到诗和远方。苏轼就是个十足有趣的人。被贬官后，他没有愁肠百结，而是发现了生活的真和趣。在黄州，他把“价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的猪肉，做成了色、香、味俱全的“东坡肉”，并撰文《猪肉颂》，讲述烧制心得。
有趣的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因为万般好奇，凡事都想探个究竟、弄个明白，自然就能找到常人一般难以发现的趣和乐。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他笔下的文字也是妙趣横生，比如，“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虾蟆也，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惊恐。神定，捉虾蟆，鞭数十，驱之别院。”如此趣味盎然的文字，若非有趣之人，肯定抓耳挠腮、冥思苦想也写不出来。
有趣的人，深藏大智慧。要从平淡的日子中咂摸出趣味，离不开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洞悉，对知识阅历的深厚积淀。鲁迅先生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鲁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针砭时弊，入木三分。而鲁迅本人，却幽默、有趣得很。一次，友人给鲁迅捎来一些柿霜糖，“吃起来又凉又细腻”。听说有药用效果，他本想留着以后吃。谁料，“夜间，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又吃了一大半。”读到此处，让人忍俊不禁，掩卷而笑。
有趣的人，不仅自己收获快乐，也是别人的“开心果”。而人一旦无趣，就不免面目可憎，让人避之不及。现在，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平日以“斗图”为乐，从各类小游戏、小程序中寻求快意，而一旦合上电脑、锁住手机，往往双眼发胀，大脑茫然，趣味尽失。这样的趣，终非真趣。不妨学学前人，多发现、挖掘生活的趣味，多吸收、汲取方方面面的知识，让自己有趣，让生活有味。
（摘编自孟祥夫《有趣的人不苟且》，有删节）
在文艺创作领域，人们对数据背后规律的探寻，早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就已开始，比如，电影行业对票房、排片率、上座率等数据的关注但直到互联网大数据出现，在线文艺作品最后的“黑匣子”才真正打开，如今，所有观影数据、用户交互数据、播放表现、演员等构成一个庞大的数据系统，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量化成一些固定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用户面貌，已经广泛为采买、制作投资、宣发和播放各个环节提供参考。
比如，“选角”是大数据应用的一大场景，大数据算法可通过舆情数据提炼出网友对演员的评价标签，计算演员和候选角色的标签相关性，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的扮演者就是由大数据参与推荐的。除了选角，大数据还能指导剪辑。观众对视频的观看反应，比如何时拖动视频进度条快进等等，都会纳入监测范围，从而让制作者对观众喜好判断有据可依。而在重大体育赛事中，机器甚至可以智能生成精彩短视频（如进球瞬间），直接成为内容生产的一环。此外，在“千人千面”的分发机制下，不同用户在视频平台看到的首页是不同的。就算是看到同一内容，其封面图和推荐文案也可能是量身定制。
大数据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到底有多大？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将大数据描述为文艺创作的“爆款炼金术”。用数据说话，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节目反馈“不确定性”，提升“爆款”命中率。另一种观点则将大数据置于艺术家“创意”“灵感”的对立面，认为技术探索在文艺创作者的智慧面前显得虚妄。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文艺作品具有特殊属性，用大数据描绘它的难度远高于一般商品，但否认科技与艺术在当下深度融合的趋势同样不可取。事实上，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超高清显示等新技术无一不在深刻影响文艺发展。
因此，应合理认识大数据在文艺创作中的参考价值，善于利用而不是一味追捧。通过分析数据，有助于了解观众喜好和习惯，认识当下艺术潮流创作方向，从而为创作提供参考。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应用，甚至可以将人力解放出来，使创作者得以腾出更多精力，投入到不可替代的精神创造中去。
但大数据提供的参考仍然是有限的，观众浅层的娱乐需求容易归纳，更深层次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却不易探究。“爆款”没有标准计算公式，一部文艺精品诞生依靠的是艰苦创造和不断创新。如果本末倒置，以为集纳了大数据推荐的流行元素和吸睛话题就高枕无忧，没有在打磨作品上下足够功夫，是不可能创作出优秀作品的。此外，对大数据的过度依赖，容易带来统一标准趋向下的跟风与同化，使作品缺乏艺术个性和创新。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例，如果单凭大数据监测，“诗词”算不上热门元素但节目传达出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与质感，仍使它赢得观众喜爱，节目的模式创新和创作者的文化坚持才是作品的核心竞争力。
大数据不能取代人的创作，但它可以在文艺创作生产各个环节提供有益参考，赋能更多好作品。
(捕编自《善用大数据，赋能好作品》，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日)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我国文学创作集中于对“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反映，出现了《保卫延安》《红旗谱》等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除了这类结构宏大的“史诗性”小说，还有一部分借鉴民间文化资源、富于传奇性和故事性的小说，如《林海雪原》《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也深受读者欢迎。
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直接来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但作品中展现的英雄主义情结却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英雄传奇一脉相承。英雄传奇以通俗化叙事为主要特征，一些当代作家长期受传统文化熏陶，自觉借鉴并参照这些文学、文化资源进行创作。《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曾表示，虽然国外文学名著能使自己陶醉并受到教育，但“只能意会”，无法言传；而对于传统章回小说的一些情节故事，他就可以讲评背诵，并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行吸收和借鉴。《林海雪原》以小分队剿匪为线索，串联着几个故事，“大故事套小故事”，如“杨子荣舌战小炉匠”“刘勋苍猛擒刁占一”等。这几个故事既可独立成篇，又与全书紧密相联。这种写法与传统章回小说极为相似。
除借鉴叙事模式外，革命英雄传奇小说还吸收了古代英雄叙事的传奇特征，故事情节围绕英雄展开，凸显英雄的传奇性。《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冬受命打入敌占区，单枪匹马对伪军进行瓦解和策反。《烈火金钢》中负伤的史更新勇斗敌人，“白手夺枪”，使敌人以为桥头镇隐蔽着八路军大队人马，于是派重兵“铁壁合围”，但史更新单枪独身冲出重围。这些情节虽有夸张成分，但也揭示出人民战士的智勇，既传奇又不失其真。
此外，革命英雄传奇小说还继承了中国传统英雄传奇的“侠义”精神。如《林海雪原》一开场就写到少剑波的姐姐被土匪杀害，从而使少剑波的“剿匪”与“复仇”结合在一起；杨子荣也是抱着复仇的想法参加革命，可是后来，杨子荣脑中的仇人概念“已经不是一个杨大头，而是所有压迫、剥削穷苦人的人”。但这些英雄人物的“侠义”精神与古典小说中江湖豪士的行侠仗义存在根本不同，在满足大众欣赏趣味的同时，富有教育意义，集中体现了作者和革命者的理想与愿望。《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从小受苦，父亲被恶霸折磨而死，母亲积怨成疾，撒手人寰，妹妹被捉去当丫头卖掉；为躲避残害，杨子荣在外漂流7年后加入八路军。《烈火金钢》中的史更新出身社会底层，既是磨工也是矿工，还是码头工人；丁尚武家境贫苦，双亲被地主剥削致死。这些小说对英雄出身的强调，主要目的是“为动员大众提供了一种更为强大的召唤作用……使每一个‘平凡的儿女’都看到了自己成为‘英雄’的可能性”。
革命英雄传奇小说创造性地借鉴中国传统叙事手法，语言通俗易懂，极富大众性，受到影视、评书、戏曲等各类艺术形式青睐。但是，在当代文学史中，这类作品却较少被提及，“民族性”“通俗性”等特点更是常被忽略。因此，对以《林海雪原》《烈火金钢》为代表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进行考察，探析其“通俗性”“传奇性”等艺术特点，重温那些智勇双全的传奇英雄形象，感受作品中洋溢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王谦《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艺术价值》）
①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时期而能持续，没有根本的变动，那就是传统。传统有惰性，不肯变，而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它以变应变，于是产生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为规律，把常然作为当然和必然。传统不得不变，因此规律、习惯不断地相机破例，实际上作出种种妥协，来迁就演变的事物。
②批评史上这类权宜应变的现象，有人曾嘲笑为“文艺里的两面派假正经”，表示传统并不呆板，而具有相当灵活的机会主义。它一方面把规律定得严，抑遏新风气的发生；而另一方面把规律解释得宽，可以收容新风气，免于因对抗而地位摇动。它也颇有外交老手的“富于弹性的坚定”那种味道。传统愈悠久，妥协愈多，愈不肯变，变的需要愈迫切：于是不再能委曲求全，旧传统和新风气破裂而被它破坏。
③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例如西方十七、八世纪批评家要把新兴的长篇散文小说遥承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圣佩韦认为当时法国的浪漫诗派蜕变于法国十六世纪的诗歌。中国也常有相类的努力。明、清批评家把《水浒》《儒林外史》等白话小说和《史记》挂钩：我们自己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又看到白话散文家在讲《新文学源流》时，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这种事后追认先驱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它会影响创作，使新作品从自发的天真转而为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它也改造传统，使旧作品产生新意义，沾上新气息，增添新价值。
④一个传统破坏了，新风气成为新传统。新传统里的批评家对于旧传统里的作品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作比较客观的估计：因为他具有局外人的冷静和超脱，所谓“当局称迷，傍观见审”(元行冲《释疑}》，而旧传统里的批评家就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节省了不少心力。旧传统里若干复杂问题，新的批评家也许并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没想到它们一度存在过。他的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比起他这样高瞻远瞩，旧的批评家未免见树不见林了。
⑤不过，无独必有偶，另一个偏差是见林而不见树。局外人也就是门外汉，他的意见，仿佛“清官判断家务事”，有条有理，而对于委曲私情，终不能体贴入微。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田地，所谓“此中人语”。譬如乡亲叙旧、老友谈往、两口子讲体己、同业公议、专家讨论等等，圈外人或外行人听来，往往不甚了了。
⑥缘故是：在这种谈话里，不仅有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而且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旁人难于意会。释袜弘《竹窗随笔》论禅宗问答：“譬之二同邑人，千里久别，忽然邂逅，相对作乡语隐语，旁人听之，无义无味。”其实这是生活中的平常情况，只是“听之无义无味”的程度随人随事不同。文学研究里也有相似的现象。假如我们不很认识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传统或风气，对于它们的作品往往读起来就像隔雾看花，谈起来也未免隔靴搔痒，要把手边用惯的尺度去衡量，把耳边听熟的议论去附会。举一个文评史上的惯例罢。我们常听说中国古代文评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要“载道”，一派要“言志”。事实上，在中国旧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主要是规定各别文体的职能，并非概括“文学”的界说。“文”常指散文或“古文”而言，以区别于“诗”、“词”。这两句话看来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辅，好比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因此，同一个作家可以“文载道”，以“诗言志”，以“诗余”的词来“言”诗里说不出口的“志”。
⑦这些文体就像梯级或台阶，是平行而不平等的，“文”的等次最高。西方文艺理论常识输入以后，我们很容易把“文”一律理解为广义的“文学”，把“诗”认为文学创作精华的同义词。于是那两句老话仿佛“顿顿都喝稀饭”和“一日三餐全吃面”，或“两口儿都上北京”和“双双同去上海”，变成相互排除的命题了。传统文评里有它的矛盾，但是这两句不能算是矛盾的口号。对传统不够理解，就发生了这个矛盾的错觉。
(节选自钱钟书《旧文四篇·中国诗和中国画》)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而通过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各种专门考古也有很大的进展。儒学考古就是其中之一。儒、佛、道是中国古代的三大思想文化体系，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无疑是儒学。考古学界素有以石窟寺研究为主流的中国佛教考古，其集大成者为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而道教考古则是自张勋燎/白彬先生写成《中国道教考古》后，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考古体系。在中国佛教考古、中国道教考古的映照之下，“中国儒学考古”的提法已呼之欲出。
近30年来中国儒学研究进展神速，《儒藏》和《中国儒学史》代表着儒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不断出土的战国楚简为早期儒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也刺激了学界对儒学的关注。目前，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日渐受到全社会的重视，而作为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儒学，自然不应被忽略。在中国儒学和中国考古均有很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很有必要提出“中国儒学考古”，以填补学科空白。
中国儒学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是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儒学的交叉学科，是对儒学研究的必要补充。中国儒学考古的研究对象是与儒学相关的遗迹、遗物等，例如孔子肖像、孔子及其弟子的事迹图、曲阜鲁城及各种文化遗物、孔庙、书院等都是研究重点。元代祭孔礼器的发现也对儒学考古颇有助益。包头市曾出土一件西周风格的元代青铜豆，器内刻有“雪堂总统置古铜祭器，奉施古丰宣圣庙内，永远供养”字样。元代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所以宣圣庙即孔庙。用佛教禅师管理孔庙，反映了元代对儒学的态度及当时佛儒之间的关系。
根据儒学发展的历史，可将中国儒学考古划分为五个时代：前儒期、形成期、发展期、革新期和后儒期。前儒期为孔子之前，主要是探索礼、仁等核心理念的历史渊源。形成期为孔子至董仲舒之前，重心是孔子及其弟子之学。发展期为董仲舒至朱熹之前，重心是两汉经学。革新期为朱熹至清末，重心是理学与三教合一。清亡之后儒学失去主导地位，但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对于佛教和道教而言，与儒学相关的文化遗存的考古研究明显滞后。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与其相关的遗迹、遗物远没有佛、道两类特征明显，因此人们很容易熟视无睹；而且与佛、道两种出世宗教不同，儒学是入世的政治、伦理之学，有些话题不易处理。中国儒学考古的提出必将有力推动中国儒学史的研究。夏鼐与王仲殊先生认为，仅限于文献研究的儒学史已无法满足时代要求，而考古学的加入很重要，它为儒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域。有了考古学的支撑，中国儒学史研究才会更加丰富，就不仅仅只是历代儒生的论说，还会有反映民众生活的儒学文化遗迹与遗物。
作为新提出的一种专门考古，儒学考古目前的主要任务仍是提请政、学等方面的重视。具体包括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设立专项基金，组织学术研讨，大学开设相关课程招收研究生，编辑出版专门的系列出版物，建设专题的“中国儒学博物馆”，以“通史”或“专题”的形式向全社会展示最新的学术成果等等。
“中国儒学考古”的提出，旨在引起儒学、考古两方面学者的注意，以促进各个学科对儒学文化遗产的研究。相信，呼之欲出的中国儒学考古前景光明。
（摘编自张立东《“中国儒学考古”呼之欲出》）
自从古代朝廷采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来，“金榜题名”与“名落孙山”始终结伴而行。于是，针对考生开办的“补习班”便应运而生。
说起古代的“补习班”，书院无疑名气最大、招牌最亮。书院始于唐，完备于宋，废止于清，前后有千余年的历史，产生了许多学霸，培养出诸多政治、学术、文学等大咖。范仲淹、魏源、左宗裳等历史名人都曾就读于书院。
书院分官私两类。私人书院最早为私人读书的书房，官办的书院则是官方修书、校书或偶尔为皇帝讲经之场所。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进而打破了集藏书、教学等于一体的官办书院“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据清嘉庆年间官修《全唐文》收录的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错《陈氏书堂记》载，五代时期，著名的“高考补习班”是南朝宜都王陈叔明后裔创办并不断扩大的位于浔阳县（今江西德安）的“陈氏书堂”。“堂虎数十间，聚书数千卷，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而名立，盖有之。”
进入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北宋初期，私人开办书院的现象越来越多。据史料记载，两宋时的书院达七百所，且大多为地方上热爱教育和文化的人出资兴建。他们花重金聘请已回乡或致仕的举人、进士或有名气的学者担任老师，欧阳修、梅尧臣、朱熹等都给书院的学生上过课。书院除了要求学生熟读四书五经，还锻炼学生们写八股文的能力，熟悉八股文的格律、步骤等。宋朝和唐朝的科举考试，策问一科是学生们的重点复习对象。于是，一些“年度热点问题（如当年的河运海运、粮食问题、边界争端等）”便成为学生考前必须掌握的重中之重。明清时代，科举更为火爆，明代各类书院发展到一千多所，针对科考“八股文”，这些书院纷纷高薪聘请“名师”和已考取功名的才子担任补习老师，那些科场老手根据自己的考试经验，精心选编诸多标准的八股文训练学生，并装订成册供学生学习模仿，以便科考取得高分。
更有趣的是，古代也有“押题”达人。史上最牛的“高考补习班”老师吕祖谦“押题”简直神乎其神。他与朱熹、张拭齐名，时称“东南三贤”。朱熹的儿子、张栻的女儿都曾投其门下求学。特别是针对科考，吕祖谦还专门创立了类似现代中学的“AA班”，并量身定制了一册“模拟复习大纲及考理”，因封面为黄色，所以又称“黄册子”。传说一名学生拥有“黄册子”且能正确解答里面的题目，科考就能顺利过年。于是，前来“补习”的学生“至千百”。当然，吕祖谦这种专门针对考试而施教的做法也备受诟病，同时期的温州乐清诗人刘黻就讥讽道：“区区黄册子，所事惟夺魁。”
自宋仁宗执政末开始到清朝取缔科考止，封建朝廷也多次打压私人开办的书院，但都未能根绝。
（摘编自赵朵斤《古代科考也有人押题》，有删改）
中国航天人的飞天梦
——评《火星科学概论》
2020年被称为“火星年”，“窗口”将在这一年打开。这是奔赴火星的窗口，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窗口，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火星探测器的发射窗口每隔26个月才出现一次，错过这次照面，要再等780天。为了把握这难得的发射机会，各国摩拳擦掌，纷纷推进各自的“探火”计划。2020年，在飞出地球、去往火星的航天器队列中，将首次出现五星红旗的标识，我国地外行星探索任务的空白将就此填补。而国内首部系统论述火星的权威性科学专著《火星科学概论》（欧阳自远、邹永廖主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及时推出，应运而生，满足了从事火星探测的科技工作者的需要，填补了我国在火星科学研究著作方面的空白。
《火星科学概论》涵盖了火星在太阳系中的地位、与其他类地行星的比较、空间与表面环境、形貌构造、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火星的形成与演化等内容，系统分析了国际火星探测的历程和未来规划，特别是我国火星探测的科学设想等，不仅展示了已有的探测成果，还分析了火星探测目前存在的重要科学问题。
2020年，我国第一次实施地外行星探测，就将开创人类火星探测史上的新纪录：在一次任务中实现轨道器的“绕”、着陆器的“落”、火星车的“巡”三个目标。那么，轨道器、着陆器、火星车各自的使命是什么，它们的科学仪器、功能指标、结构设计又有何区别？火星探测任务要面对的火星环境是怎样的，需要克服哪些困难？人类历史上的几十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了哪些新发现，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又有哪些特色与创新？你所希望了解的这一切，都能在《火星科学概论》中找到答案。
中国人历来对探索宇宙充满好奇。从“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到“神舟五号”飞船实现中国人飞天梦，再到“嫦娥一号”上九天揽月，航天人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踏出了中国航天事业从地球出发，走向深空的每一个脚印，也是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的宝贵见证。
中国探月工程始于2004年，而火星探测工程则于2016年立项，“玉兔”和后来的“玉兔二号”月球车，显然为火星车的研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月球和火星的环境却截然不同。月球土壤颗粒尖锐，月尘带有静电，但火星不存在这个问题。火星上稀薄的大气对人类生存来说是好事，但难以准确预测的气压和风向，给穿过大气层的航天器增加了许多不可预知的影响，让登陆火星的技术难度要比登陆月球大得多。火星比地球更加远离太阳，温度更低，加之球性的沙尘暴遮挡太阳能电池板，火星车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为此，中国的火星车将有一对“更大、更漂亮”的翅膀，努力迎着阳光奔跑。
（作者：郑永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节选自《光明日报》2020年06月21日12版）
众所周知，“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对知行关系的总体概括。“知行合一”的具体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在动态之维，它意味着先天的“良知”通过“行”的过程，逐渐形成比较自觉的意识。“知行合一”同时涉及“知”和“行”之间的互动，在这一意义上，一方面，行要由知加以引导以取得自觉形态:没有知的引导，行往往无法摆脱盲目性；另一方面，知必须落实于行—知而不行就等于未知，真正的知需要通过落实于行而得到体现。
从知和行相互统一的角度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便可以注意到，这一观念对把握、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其理论上的意义。就“知”而言，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内涵的理解，包括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血缘意义上的自然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区分开来，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可能的条件和前提，等等。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现成的存在形态，它需要通过实践过程加以构建，所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表明了这一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总是会涉及经济生态、安全等不同方面。从经济上说，促进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理互动，形成有序的经济运行模式，包括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向，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等。这一切表现为经济层面人类命运共冋体构建所有可能的前提。从生态上说，以温室效应的控制、环境的保护等为指向的生态关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良好的生态环境，需要全球不同地区的共同努力才能加以建构。在人类安全问题上，一方面，需要反对单边主义，避免仅仅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需要出发，罔顾全球性的安全关切；另一方面，又应当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真正的全球性安全格局的形成，离不开以上的双重努力。同时，在历史的行化过程中，基于多样的历史背景，人类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从文明形态之间的关系看，其中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应被赋予主导性或绝对的优越性，相反，需要从宽容、尊重多样性的角度来对待文明的不同形态。对文明差异和多样性的这种尊重和包容，也是构建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从人类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这里又涉及多样前提，包括合理面对文明发展与科学的关系，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科学本身如果缺乏引导和控制，也可能导致负面的结果。科学应当造福人类，而不是对人类发展构成威胁。今天，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晨，但科学的发展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其结果也难以完全预知，如何通过调节、引导、控制，避免科学技木可能产生的负面结果，使之能够造福人类，并进一步引向和谐的人类共同体，无疑也是今天在实践层面上需要关注的问题。这里既涉及“知”，也关乎“行”，心学中的“知行合一”观念，则为理解和处理以上问题提供了思考的背景。
(摘编自杨国荣《心学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商王朝的国家结构，是商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以往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夏商西周是与秦汉以后差不多一样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有学者提出另一种观点，认为夏商西周属于邦国联盟。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局限性。针对这二者的局限性，我提出“夏商西周三代王朝乃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说。
以商代而论，这一观点是建立在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基础上的。在甲骨文中，有一位“小臣醜”，是商王朝的官员。考古发现，山东青州一座诸侯墓葬内出土铸有“亚醜”族徽铭文的大铜钺。我认为，二者原本属同一诸侯邦国，联系《尚书·酒诰》“内服”和“外服”的划分，“小臣醜”是从外服诸侯系统的“亚醜”诸侯邦国派往朝廷担任官职者，成为内服百官系统的一员。这种外服系统的诸侯邦国的人之所以能够在朝为官，就在于商王朝是由内、外服构成的复合制国家结构的缘故；来自外服的在朝为官者，既是联结内服和外服的纽带，也是商王对诸侯邦国的一种统治方式。
《尚书·酒诰》记载商王朝国家由内服和外服组成，其内服为百僚、庶尹、亚服、宗工、百姓、里君等，属于百官系统；其外服为侯、甸、男、卫、邦伯等，属于诸侯邦国系统。《酒诰》的记载恰可以与《大盂鼎》铭文“惟殷边侯田（外服）粤殷正百辟（内服）”对应起来。这种用地下出土的《大盂鼎》和甲骨文等文字资料与地上传世的《尚书·酒诰》等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复合制国家结构”说，借用了复合函数中函数套函数的概念，把位于中央的王国（即王邦）视为王朝内的“国上之国”，把外服的诸侯邦国视为王朝内的“国中之国”，二者都以王为“天下共主”，受王权的支配。这样，夏商西周时期，一方面，包括各个隶属于王的诸侯邦国在内的整个王朝国家，具有一体性，它们都以王为“天下共主”，也都愿意接受夏王、商王和周王支配，并形成了华夏礼制的正统观念。这一点，用“邦国联盟”说是无法解释的。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央王国还是诸侯邦国，都是世卿世禄，各个诸侯邦国都具有不完整的主权，有的与王的关系还处于时服时叛状态。在社会特征上，夏商西周乃至春秋属于宗主贵族社会，它与战国秦汉以后的地主官僚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国家结构上，王朝内世袭的诸侯邦国与秦汉以来被任免的地方郡县行政，并不相同。这一点，用“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说是无法解释的。
夏商西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还可以解释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观念的历史渊源问题。在这种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中，其王朝国家的构成是多元的，但整个王朝国家又是一体的。这种一体性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大一统观念。所以，战国时期，当人们苦于列国纷争时，盼望统一，既是现实愿望，也有历史渊源。
总之，“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说，揭示了夏商西周三代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历史特点，这一特点既不同于“三代”之前和“三代”之后，也不同于西欧希腊罗马时的古典社会和西欧的封建社会。
（摘编自王震中《商王朝的多元一体复合制结构特征》）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作为精神事业，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就是一个灵魂的创作。新时代、新形势对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大家应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承担记录、书写、讴歌新时代的使命，为时代画像、立传。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描绘、歌唱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创作或研究不接地气不行，要解释现实的社会问题，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号脉都号不清楚，那治什么病？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大师、大家，不是说有大派头，而是说要有大作品。我们提到老子、孔子，想到的是《道德经》《论语》；说到柏拉图、莎士比亚，想到的也是他们的《理想国》《哈姆雷特》。如果不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创作精品上，只想着走捷径、搞速成，是成不了大师、成不了大家的。其唯一的途径就是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在观念和手段结合上、内容和形式融合上进行深度创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价值、力量阐释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左传》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是最高的境界。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而明明德，首先要明大德、立大德。新时代的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大德、立大德，就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努力做对国家、民族、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自尊自重、自珍自爱，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良好职业道德体现在执着坚守上，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最后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摘编自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