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政治协商传统以“天下公义”为立论依据，倡导“和而不同”的协商原则，包含了“通民情、达民隐、申民意”的政治诉求，其实践具体表现为体制内的“咨询”、“朝议”“谏议”和体制外的“清议”、“乡议”。西周至春秋天子和诸侯均设立“三朝”制度以咨询意见，秦汉以后，“朝议”虽有“廷议”和“集议”之别，但都是皇权决策的一种辅助手段。“清议”随着士阶层的兴起而逐渐产生，主要批评当时的混乱政治，正所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汉代以降，士阶层的清议在乡里决策、官吏选拔、伦理教化等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乡议”是宗族或乡绅在处理公共事务时进行的协商讨论。无论是士人的“清议”还是基层的“乡议”，都成为国家(官府)与平民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在很长时期内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治理，维持了基层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卢兴、吴倩《中国古代政治协商传统的思想内涵与基本特征》
材料二 1949年9月21 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宋庆龄等为副主席，还选出了由180人组成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并制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毛泽东在会议上宣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
——摘编自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 殷商、西周时期，我国实行“刑不可知 ，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案件审判往往由贵族从以前的判例、故事中去寻找法律依据，或从神明的启示、礼仪风俗或公认的观念中寻找答案。在法不示人的年代，多靠礼法制度和道德治理国家。春秋中期的郑国是中原地区的一个小国，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经常成为大国争霸的战场。而这样的地理环境又决定了郑国交通发达，商贸往来繁密，是一个社会流动性大，商人等新社会阶层力量强的国家。随着商品流通和贸易的不断增多，郑国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为了保障国家生存，巩固政权，郑国执政子产开始实行社会改革。为了保障社会改革的进行，公元前536年(郑简公三十年)三月，郑国执政子产命令把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到鼎上，公布于众，令国民周知这是国家常用的法律。据《左传》记载，铸刑鼎后，“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不久，晋国也铸刑鼎。
——摘编自张军《子产“铸刑鼎”改革的意义》
材料 1951年秋，由于朝鲜战场的军事伤亡与巨大消耗，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白宫开始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仍应是欧洲，而非“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在夏季攻势与空中绞杀战失败后，“联合国军”统帅李奇微被迫主动提议重启已中断62天的停战谈判。
停战谈判于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举行，朝中与美韩双方谈判代表就如何划定停火线、北韩(朝鲜)是否恢复建立军事设施以及战俘交换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谈判期间，美国代表多
次采取有意刁难、无故休会或特务破坏等手段拖延谈判，企图通过战场攫取更大利益。朝鲜
人民军与中国志愿军不畏强敌、奋勇作战，采取“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策略，最终挫败美国计划。1953年7月，美国全面接受停战协定，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摘编自王湘穗、乔良《割裂世纪的战争：朝鲜1950-1953》
材料 张謇(1853~1926)，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甲午战后，他认定“一国之强，基于教育”，“苟欲兴工，必先兴学”。1902年，他自筹资金创办通州师范， 作为“兴学之本”。他设学旨在培养广大的劳动者。为塑造健全国民，他设课既重国学，又重自然科学技术。他为师范、医校、纺校、农校都建立了附属的实习基地。为治南方水患，他创办河海工程学校。为发展当地蚕桑业，他设立蚕桑讲习所。为改良当地棉种，农校应时而立。纱厂需要纺织人才，设立纺校。随着医院的建立，急需新式医生，又设医校。为培养铁路管理人才，创建铁路学校。为充实南通市民文化生活，办起伶工学校。据不完全统计，张謇一生创办了370所小学，中学及师范学校20多所，职业学校20多所，大学多所。张謇的办学模式与业绩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典范。
——摘编自周至硕《张謇——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