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北宋）规定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
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管军事）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用武人。
材料三 “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予内阁而于军机处。”
——《清史稿》
“公民大会最重要的程序就是就某些议案展开辩论。雅典人认为，烦琐的辩论虽然延长了决策时间，却可避免鲁莽行事带来的灾难”。
漫画《通途》
——岳麓版《历史》必修Ⅰ
影响。
材料一 中国在宋至清代的历史进程中有过三次商业革命：第一次是宋代商业革命，第二次是明代商业革命，第三次是近代商业革命。其中第三次商业革命出现了以通商口岸为核心的近代化商业群落，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这些通商口岸成长为近代化的商业城市，包括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南、重庆、琼州、汉口、九江、南京、天津、沙市、杭州等。
————摘编自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经济史纲》
材料二
材料 巴黎和会结束后，中国没有收回山东，国内民众呼声高涨。而日本虽然接收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但中国并不承认，故其仍然是一桩悬案。而且不仅牵涉到中日两国，还牵涉到美英等国的利益。如果山东问题不解决，美英与日本的妥协也难以达成。于是1922年2月4日，经过美英斡旋，中日达成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例》和《附约》，除了胶济铁路等问题有遗憾，大体收回了山东权益。华盛顿会议结束后，日本独霸远东的可能性一定的遏制，中国也争回了部分权益，国际地位开始回升。但是列强牺牲弱国、达成强国妥协的自私倾向，又一次给中国人留下不佳印象。此时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成长，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列强不能充分估计中国内部情势发展与民族主义的短见，将给他们其后的对华关系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摘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