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2023届高三上学期历史9月月考试卷

材料一

唐朝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的官僚队伍，来巩固帝国政权……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教学和政治时事等。渐渐地，这些考试集中于文体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人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根据新的人才标准，洋务运动时期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具体见下表。

——摘编自王哲《近代中国职业教有的兴起与中国近代化》

材料三

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从1978年到1992年，我国教师总数由899.4万人增加到1036.7万人，高校毕业生由16.5万人增加到60.4万人，科技人员总数1978年435.68万人，到1992年，仅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就上升到1759.7万。图书馆由1218个增加到2558个，县级文化馆由2748个增加为2900个；1979～1998年获国家发明奖290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7297项；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26651.9亿元。

——摘编自罗洪铁等《邓小平人才思想研究》

材料：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显然，自在存在的中华民族是与传统的帝国体系是相适应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帝国体系的产物。辛亥革命在结束中国传统帝制的同时，也把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放在了中国社会面前，即如何在帝国体系解体之后，把多元的民族在新的政治体系下，重新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坚持这样的基本国家建设理念：将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共和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基于民族平等与共同发展而形成的统一的中华民族，是中国社会建立共和国的内在基础；而共和国建设和发展的一个基本使命，就是通过国家整合将中华民族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成为具有整体自觉的中华民族。

——摘编自付春《从帝国体系到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根据材料，围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运用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到至元二十二年，由卢世荣主持推行理财改革。面对灾害频发，卢世荣体恤民情，奏请皇帝给予人民实惠，民生改革政策如下：恤民政策。忧虑百姓疾苦，裁撤各处竹货监管机构，改收竹税，贩竹自由。为解决站户逃亡问题，除驿马以外全部由政府供给，减轻站赤负担。惠民政策。江湖鱼课，已有定例，长流采捕，贫民恃以外生，所在拘禁，今后听民采用。免民间包银一年；免大都地税；乡民造醋者，免收课；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轻徭薄赋，抑制兼并，施恩惠于百姓。但卢氏改革却被冠以“释怨要誉”的恶名。有些惠民恤民政策的制定与实际执行相脱节，造成负面结果，完全背离了卢世荣的改革设想。

摘编自吴晶晶《元代卢世荣理财改革研究》

材料：

二战后法国力图重返印度支那，恢复战前的殖民体系。但是受到了越南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其中最有力的民族主义组织是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由于谈判失败，双方于1946年爆发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起初战争的双方都没有得到外部势力的支持，但战争的局势因为新中国对越南的援助而发生改变。新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承认以及援越抗法政策，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很快作出反应，承认了法国扶持的保大政权，并开始对法国提供大量援助。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亚洲冷战局势的紧张，印度支那俨然成了东西方较量的另一个战场。比起直接较量的朝鲜战场，这里所争夺的似乎更为重要。它不仅仅是一城一池的得失，更为重要的是使新兴国家面临走那条道路，学习哪种社会制度的问题。1953年，随着苏联政策的调整和朝鲜战争的停战，冷战形势出现缓和，印度支那战争也出现和谈的机会。美国试图组织联合行动阻止日内瓦会议召开，而中国则借助国际與论对和平的支持，力促达成日内瓦会议协定，并建议停止在印度支那的行动。

——摘编自高嘉懿《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与亚洲冷战》

朱丹溪，名震亨，金元名医。年幼丧父，全家靠母亲戚氏一人支撑，戚氏对儿子“有恩且严”。在逆境中成长的朱丹溪性格豪迈，见义勇为，从不肯出人下。一次母亲重病，而“众工束手”，因此他立志学医。他刻苦钻研《素问》等书，但《素问》一书深奥难懂，他就“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道”，过了两年，医学有所得，再对难点进一步研究、探索，治好了母亲的病。此时他已36岁，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他毅然离开妻儿老母，到处求学。求学期间他很注重观察，体会到“阴易乏，阳易元，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为创立后来的丹溪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曾说：“有病则病受之”，对体格强健、病情较急的患者，常灵活运用，单纯用攻击之药；关于情志过分变动引起的疾病，或“以情解情”，或行气解郁，或化瘀兼用补药，种种不一。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并著书多篇，国绕着养阴的观点，深入论述养生的道理。他的“相火论”是在师承了寒凉派刘完素火热病机的基础上，又参之以“太极”之理，进一步加以阐发和补充发展而来的。他还在临床上阐明气、血、痰、瘀的致病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疗法，大大丰富了杂病的辩证论治内容。

——摘编自李文莉《金元名医—朱丹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