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瓷器 ②纸张 ③铁器 ④丝绸
| 长江以北 | 长江以南 | ||
| 中唐以前 | 中唐以后 | 中唐以前 | 中唐以后 |
| 98 | 29 | 23 | 938 |
| 年代 | 户数 | 口数 | 每户平均口数 |
| 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 | 10723695 | 21830004 | 2.04 |
|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 | 12917221 | 29092185 | 2.25 |
| 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 | 12211713 | 24969300 | 1.45 |
| 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 | 19715555 | 44364949 | 2.25 |
| 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 | 20882438 | 46734784 | 2.24 |
据此可推断，当时（ ）
材料一：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一位建筑学家在四川南溪李庄的斗室仍潜心于他所热爱的事业，奋笔写下一个学者的良知文字：
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自“西式楼房”盛行于通商大埠以来，豪富商贾及中产之家无不深爱新异，以中国原有建筑为陈腐。他们虽不是蓄意将中国建筑完全毁灭，而在事实上……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一切时代趋势是历史因果，似乎含着不可免的因素。幸而同在这时代中，我国也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在传统的血流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
——摘自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材料二：徜徉在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宛若置身于一幅大写意的清明上河图，让人体味一个商帮曾经的芳华。高耸的市楼，居于城的中央，一城风光尽收眼底。吟咏着梁思成先生的文字：街市、民居、市楼、桥梁、寺塔、城垣等等，“它们的壮丽或它们的朴实，它们的工艺与大胆的结构，或它们的亲切部署与简单的秩序”，对于我们都是那么可爱，那么有意义。
有感于山西商人的创造力，梁启超任公先生曾在某一场合发言：“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有改良中国金融业之资格者……。诸君一举手，一投足，非徒诸君自身利害之所系，于国民经济、国家财政且有莫大影响焉”。
——选编自梁思成《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一：古者四民（士农工商）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大概）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计较细微）之风日益甚，然则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
——沈垚《落帆楼文集》
材料二：地理学家胡焕庸发现，“自黑龙江之瑷珲（今黑河市），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中国96%的人口密布在总面积约占36%的东南土地上，而总面积64%的西北地区人口才占到4%，“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此即“胡焕庸线”。
有意味的是，“胡焕庸线”与长城的线路走向多有叠合，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几乎重合。有研究者认为，“胡焕庸线”出现于1240年左右，在“胡焕庸线”两侧，自然生态禀赋差异明显，由此锁定了中国古代经济的格局。翻检平遥古城、皖南古村落等凝聚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精神的世界文化遗产，亦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的东南一侧。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突破“胡焕庸线”的一缕曙光已然初现。
——整理自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李扬等主编《智慧城市论坛》
材料一：唐朝关于金融犯罪的立法更为完备。在铸钱方面，唐律规定，“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备，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若磨错成钱，令薄小，取铜以求利者，徒一年”。在收藏方面，对收藏现钱数额加以限制（如唐宪宗和年间规定最多为5000贯），限满违犯者，平民处死，有官品人等奏告朝廷贬责。唐时借钱违约也要治罪。借款人到期不按契约偿还，或违期偿还，出借人可到官府告发，官府依法追究借款人责任，并强制如数偿还。
——摘编自胡启忠《中国古代金融犯罪考》
材料二：晚清人当时对世界金融形势还不了解，而政府对金融开放风险认识不足，金融监管缺失，对民族金融业又保护不足，导致传统金融机构风雨飘摇。金融业开放本身又打通了国际金融风险的传导渠道，以致列强经济危机等强烈冲击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在部分地区拥有了货币发行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中国中央政府对货币发行的集中权力。腐朽的清王朝自顾不暇，而且惧怕外资金融势力背后的帝国主义政府，导致部分金融监管处于真空。……外国资本势力通过借款等方式极力扶植中国的反动落后势力，阻碍中国政治进步……影响了中国政局。
——摘编自张宏彦《中国近代金融业开放：历史经验与当代借鉴》
材料一：宋代之前，大多数上流社会家庭里都有受过医疗训练的仆人。政府机构里雇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内科医生，但他们的医疗和解剖知识与那些世代行医之家的郎中也许微有不同。这些郎中世代以卖药和从事按摩为生，社会地位相当低。
材料二：1026年，宋仁宗下令在开封的太医院和相国寺铸造两座真人大小的表面刻有全身穴位(354个穴位)和经络图的人体模型。1044年政府设立太医局，开始建立体制化的医疗教育制度，10年间医学生的总人数达到了200人；1061年，课程仿照太医局的地方医疗教育机构纷纷建立，其目的在于为地方培养训练有素的医生;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立“医学”，目的在于改善医疗体制；1115年，州县也建立了“医学”的分支机构。宋初开封的东部和西部有两家医院，称为福田院。他们的设立是为了帮助无家可归的老人和弃婴，以及病饿者。两院都由和尚打理，后来才成为政府机构。1063年，开封南北又各增设了一家。每家福田院有病人300名，这意味着开封的医院系统总共可以容纳1200人。北宋末期，政府在京城和其他6个地区城镇设立了“居养院”。
——摘编自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材料一：明洪武年间先后设立北平行省和北平布政司，对今京津冀一带实行管理。明迁都北京后，京师宫廷、百官及军队所需要的大量粮食及各类物资，主要通过大运河运往北京，而天津是重要的转运中心，水陆交通将北京、天津及河北一带连通起来。为守卫京畿，清朝除在京津冀地区布防八旗兵外，还设立了正定镇、天津镇等七镇绿营兵。清雍正二年，改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辖区包括今天京津冀的大部分地区。明清时期，今津冀一带有许多商人来京贩粮，北京也吸纳津冀之土特产等。《河间府志》卷七记载，该地贩盐商人来自沧州、天津，贩木材商人来自真定（今河北正定）。
——摘编自肖立军《明清时期的“京津冀一体化”》
材料二：19世纪60年代后，天津同广州构成了牵动南北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龙头。京津冀城市网络格局发生了以津京冀为序的新调度，初步构建起以北京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以口岸城市天津为北方金融商贸中心，环绕京津，形成由保定、石家庄等中等城市和高阳、辛集等一大批小城市和商业市镇组成的城市网络体系，进而同世界城市网络联结在一起。从1905年开始，天津口岸同英美德日等国的直接贸易量已超过从上海转口的贸易量，成为华北贸易货栈，京冀则成为天津口岸第一位的洋货销售市场和土产货源供给地。
——摘编自胡光明《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化快速进展的历史探源与启示》等
材料三：1981年，华北地区成立了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协会，开展区域经济联合。1986年，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提出环渤海区域合作问题，15个城市共同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随着长江三角洲掀起了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浪潮，2004年，国家发改委决定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转向规划的编制工作，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区域合作的内生动力逐渐增强。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摘编自魏丽华《建国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阶段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