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 |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 |
1945年 | 中共中央提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 |
1947年5月1日 | 成立内蒙古自治区 |
1949年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 |
1954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自治机关都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依法行使规定的自治权 |
材料一:西周春秋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血缘;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度,是一种由地方行政长官向朝廷推荐人才的制度,察举实行之初,往往还能举出众望所归的人才,但到了东汉后期,政洽腐败现象在选官上的表现就是,所举之人多是豪门权贵子弟;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主要是根据家世、道德和才能来评议人才,并作出相应品定,在品评的过程中,往往轻才德而重家世,以至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显然与以上几种选官制度相比,科举制度毫无疑问是有很大优势的,首先,它极大地扩大了官员的选择面;其次,科举制给了渴望入仕者以很大的主动性,而不像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那样,只能被动地被地方官员去察举推荐,使得很多真正有才能但是却不怎么高调的人最终被疏忽了。总的来说,……科举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最大程度吸引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加入国家政治行列的最优制度。
——罗干《浅析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材料二:1854年,在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的要求下,财政部的官员拟就丁《关于建立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提出了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文官的遴选实行公开考试制度:文官不能有政治偏向,不能有党派色彩:文官的晋升依据工作实绩,而非资历,高级文官从文官内部提拔产生,停止从外部任命的做法:文官的工作和服务实行统一的标准和做法;文官按工作性质分为智能类和体力类(即白领和蓝领)。1855年,文官委员会成立,开始招募文官考试,这表明文官改革正式启动。1870年,文官委员会指示在获得本部大臣同意的部(内政部和外交部除外)实施面向社会的文官招考。
——摘编自潘兴明《英囤文官制度及其改革》
材料一:从独相到群相再到兼相,相权在历代皇权主持下的改革和裁抑过程中逐步萎缩,最终从体制上被废除……而皇权也在逐步集权的过程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
——摘编自任怀国等《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材料二:清朝能够最终确立统一中国的政权,完成这一巨大的历史性工程,与它成功地实行了适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分不开的……随着沙俄等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清统治者极其重视对边疆民族的治理。
——摘编自葛剑雄《统一与分裂》
材料一:明朝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全国有在籍人口6,069余万,清朝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已达33,370余万。同一时期,我国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积从明朝中叶以前的十几亩,甚至几十亩,下降到清朝中期以后的两三亩。明朝末年文学家冯梦龙说:“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清代学者任启运也说:“身生子,子生孙,齿日繁,粮日困,亦必然之势也。”清代学者洪亮吉则说:“今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所入者愈微,所出者愈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求出市。”
——摘编自张敏如《有关明清时期人口思想的几个问题》
材料二:马尔萨斯(1766~1834年)生活的年代,英国人口恰逢增长率的高峰与死亡率的低谷,总人口增长十分迅速。与此同时,拿破仑战争导致的封锁状态与国内农业生产缩减,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等共同作用,导致国内出现饥荒,工人反抗等社会危机。此时马尔萨斯提出了“两种抑制”的极具争议性的人口学说。“两种抑制”是指抑制人口数量的两种不同机制:预防性抑制,是通过晚婚晚育来控制人口增长;现实性抑制,是人口无节制增长,直到不断增长的贫困导致饥荒、瘟疫、战争等引起人口死亡率的上升。对于两种限制人口增长的手段,马尔萨斯更倾向于预防抑制。马尔萨斯还试图用工资收入的解释框架来诠释人口变动的原因,认为工资增加带来的食物丰富,会使死亡率下降;当货币工资相对于食物价格下降时,死亡率又会上升。相对死亡率,他认为在货币工资增幅低于食物价格增幅的情况下,赡养家庭的困难增加,人们会不愿结婚从而导致出生率下降,而工资上升则会诱导人们过早婚育,从而导致出生率上升和人口增加。
——摘编自谭磊《试论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