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正在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无疑是历史上首个接近空场的奥运赛事，完全依靠电视网络直播，令东京奥运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云上奥运’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今年奥运会首次采用阿里云支撑全球转播，这是奥运会迈入数字时代的重要一步。对返届特殊的奥运会来说，技术至关重要，感谢阿里巴巴的云技术，今年将是数字化水平最高的一届奥运会。
巴赫认为，借助云上转播等科技创新，人们拥有了一个全新的方式观看奥运会比赛；本届奥运会通过电视和数字平台转播合作伙伴的报道覆盖面，将比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都要大。巴赫表示，双方合作打造的云上转播平台OBS Cloud是一项重大创新；在转播平台上提供的3D追踪技术，为观众提供了创新的观看体验。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指出：对于全球媒体而言，基于OBS Cloud，转播方不仅可以接收赛事内答，还可以在平台上建立自己的内容创作、管理和分发系统。转播方工作人员不必亲赴东京奥运会现场，就可以完成转播和编辑工作。
摘编自2021年7月27曰《人民邮电》《奥委会主席巴赫：奥运会首次云上转播》
材料二：
与往届奥运会一样，“深圳智造”在东京奥运会上依然闪櫂，其中既有助力过多届奥运会的“老面孔”澳亚迪、领先体育，也有首次亮相奥运会的创新企业喜德盛。
这三家企业均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包括发明专利在内的多项专利。从里约奥运会举办的2016年至2020年，深圳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8000余冢增至18万余家。
2016年至2020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增加值均逐年增长且保持10%以上的年均增速，产值五年增长1.45倍，增加值五年增长1.49倍。
打开深圳市喜德盛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官网，“奥运战车”的图片非常醒目。作为竞技类山地自行车，这款“奥运战车”整车重量控制在9.6公斤，在全球同级产品中做到了最轻。
喜德盛副董事长李楚乔介绍，这辆“奥运战车”运用了高端碳纤维自行车研发及生产资源，配备了市面上最前沿的顶级零配件，今年5月正式向中国国家山地自行车队交付。
在研发之初，喜德盛团队便与中国国家山地自行车队的教练以及运动员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设计沟通，从原版的工程样车开始，“奥运战车”通过了1000公里以上的实地测试和国家级赛事的考验，经历了近百次的改进改良。
摘编自2021年7月25日《南方日报》《奥运会上的“深圳智造”》
材料三：
东京奥运会期间，国内民众除了关注赛场上比拼的中国运动员，还对在赛场内外的中国元素表现出极大兴趣。比如一只背包，一出现便成为热议话题一一有人在东京街头看到一名外国记者背着印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LOGO的媒体包，拍下照片发到网上，引发围观。对于这只用了13年的包，网友们纷纷感慨：“真是禁洗又禁晒，禁拉又禁拽”“质量杠杠的”“中国制造YYDS（永远滴神）”。
20多年来，“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在大型体育赛事中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今年东京奥运会赛场内外，“中国制造”更是随处可见。据了解，本届奥运会使用的比赛器材，约有一半来自中国体育制造商，其产品和服务涵盖了乒乓球、羽毛珠、举重、跆拳道、射箭、自行车等多个比赛项目。有趣的是，被日本人视为“国术”的柔道运动，也采用中国制造的柔道器具。可以说，“中国制造”把东京奥运会办成了中国队的“主场”。
国际体育赛事不只是体育竞技舞台，也是各国展示其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窗口。各类重要体育赛事大量采用“中国制造”产品，显示出全市场对“中国制造”的信赖与依赖。正如有评论者所言，透过奥运会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成长的步伐，可以看到中国品牌崛起的印记。而这背后，是自主创新，是品牌意识，是工匠精神，是“中国制造”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
对于“中国制造”在国际体育赛事上的亮眼表现，我们应当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更应保持清醒冷静。要知道，整体来看，“中国制造”远不能称为强大，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赢家。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发布的《2020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测算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印度、巴西、中国等9国的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中国得分较低，仍处于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的第三阵列，特别是在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这3项综合体现一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考察项上，我国相比美国等制造业强国还存在明显差距。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我国政府和广大企业已经认识到“中国制造”存在的问题，开始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的方向转变。而“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布局，也体现出政府对“中国制造”实现升级的决心。我们相信，“中国制造”经历一番阵痛，一定可以完成破茧成蝶的过程，实现完美升级，以更多优质优价、无可替代的好产品占领更大的全球市场。
摘编自2021年7月29日《中国质量报》《看清“中国制造”需要努力的方向》
材料一
什么是设计？有人认为设计要么和美有关，要么和技术有关。其实设计无处不在，但是，我们不能过于简单地把设计理解成美化，或者是简单的工具。从实践层面来理解，设计是教你做一系列合理而周密的谋划，可以定义为人类塑造自身环境的能力。每一件人造物都是一件设计品，我们制作它、使用它，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需要，而在造与用的过程中，我感知了世界，并赋予了生活的意义。所以说，设计又是一种物质文化的创造活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人们，都是以独特多样的方式来展开设计、生产、工作和生活。
设计也是人类文明以及地域文化的一种映射，它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以及审美趣味的载体。《考工记》中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天有时，地有气”就是对时间、地理、自然规律的一种客观认识。“材有美”讲的是取用有道，它又是一种审美观，要求工匠，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设计师，懂得发挥材料自身的特质与美感。“工有巧”中的“巧”指的是制造的精良、技巧和智慧，巧妙的设计，尤其是突出的创造，才能实践智慧。四者结合，方成上品。比如陶瓷、明式家具，就是科学与艺术的融合，是世界造物的经典，是我们东方造物哲学对自然、人、物三者和谐共生的系统性认知。在今天看来，这其中还包含着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观念。
如果从科学的层面来认识设计，设计是一门年轻的学问。百年来，世界不断在更替、转型，
社会转型带来的技术变革，使得设计的范式、设计的风格也在不断变化，这源于设计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是时代发展的快速回应。设计的根本任务是解决问题，如何准确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设计最核心的东西。艺科融合、随物赋形、以人为本是设计思维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也是我们强调以人为本，以及为什么要跨学科的原因。
中国设计的提升应该面向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从制造到创造，从装配到设计，服务民生、自主创新，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来传播时代的审美，同时，要传播中华文化，呈现民族的精神和风范。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基于中国的立场，对社会实际的问题提出我们的解决方案。从这个层面反思，设计始终包含着一种伦理和责任，我们现在面临诸多问题，设计都应在其中有所担当。
当下，设计面临着双重的挑战，第一，设计需要充分考虑价值、利益与公平，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对问题的不同认识，所以理想和信仰是设计贡献社会的基础。第二，设计的本质具有前瞻性、应变性、整合性和引领性。比如说，设计可以平衡人与自然、自然与人工、传统与现代、全球与本土，以及更合理地运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现在很“热”，但其负面影响也有很多，设计作为一个平衡力量，非常重要。另外，设计要应对新时代、新技术、新挑战，设计学科要主动求变和引领，在解决方案中创造价值，这也是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文科的关键是思想的引领，设计在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它创造价值，它始终的宗旨必须是为国家谋发展、为人民谋幸福。
（节选自鲁晓波《艺科融合，重思何为设计》，《中国文化报》2021年6月21日）
材料二
中国设计路在何方？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入与冲击，以个体手工艺为基础的中国设计传统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的设计文化与审美价值体系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又始终没有完全走完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没有真正建立起新的设计文化及审美价值体系，导致了中国当下设计领域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的混乱。
中国设计的道路，取决于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未来的判断、思考与选择。人文设计是中国设计走向未来的一个必然趋势与选择。基于这样的认识，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将“人文设计”确立为基本理念。尊崇人文设计是一种将自然、科技与人文艺术融合在一起的价值理念。向自然学习，从自然中获取智慧和灵感，这本是中国艺术与设计固有的传统，今天也同样是我们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对话的艺术语境的必由之路。
人文艺术始终是设计教育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也是提升一个设计师的基本素质最为关键的部分。设计教育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是否教会学生关于设计的技术，而是能否激发起学生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创造的激情，使学生领悟到，对于设计师来说，设计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人文设计引导学生以更深的层次探索和理解设计的本质，以更具有穿越感的眼光和眼界去看待设计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设计需要以批判现实的态度和眼光去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同时也要担当起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的责任。这种传承不是引导人们以复古的方式回到过去，而是要将历史和传统融入当下人们的生活与情感中去。更为重要的是，设计是一种对于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的判断和引领。
总之，我们追求的是艺术与设计的自由与创造力，崇尚的是智慧、灵性与品质，设计之道，至善至美。中国的设计和设计教育需要一种面对现实和过去的勇气，也更需要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自觉。
（摘编自《中国需要怎样的设计教育》）
材料一：
1991年，位于赤道附近的菲律宾吕宋岛的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在热带东风的作用下，火山灰从菲律宾一直飘到印度。火山爆发形成了烟柱，它传播十分迅速，仅3周的时间就形
成了一个环绕地球的宽广的烟柱带；火山爆发还产生了大量有害气体，其中二氧化硫就超过
1500万吨。受此次火山爆发的影响，中东及南半球南部地区的气温下降明显，这种影响一
直持续到第二年夏天，1992年的夏天，两地的气温比往年平均值低2℃。
为什么会产生火山爆发这一现象呢？这要从地球内部的结构说起。位于地壳固体岩石下面的区域叫做地幔，这里的岩石密度比地壳岩石大，但在高温和高压的作用下，这里的岩石变成一层厚厚的液态物。陆地地壳厚度约为35千米，海洋地壳厚度约为6千米，地幔厚度比地壳厚得多，约为2900千米，地幔一直延伸到地核。位于地慢顶层和地壳下层之间的流动的炙热岩石叫做岩浆。岩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旦地壳岩石出现裂缝，它就向上涌出，这就是火山爆发的原因。
上升的岩浆堆积在地面以下很深的地壳空洞里，这里叫做初级岩浆室。越来越多的岩浆进入初级岩浆室后，岩浆室里面的压力不断增加，最后岩浆冲破上面岩石，沿着阻力最小的
通道穿过上面的岩石上升，填充了更接近地表的二级岩浆室。当二级岩浆室的压力逐渐升高
时，其顶部向上膨胀、使得上面的岩石凸起。在地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凸起部分——熔岩丘。它的出现说明岩浆室已满，火山即将爆发。
岩浆流动的通道叫火山管。火山的每个岩浆室都拥有火山管。岩浆最后沿火山管冲破上
面岩石的阻力，喷出地面。从岩浆室上升的岩浆必须破坏上面的岩石，排除路障。这就会引
发许多震级较小的地震。
火山爆发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倾空了距地面最近的岩浆室。室内压力下降，岩浆室最后因无法承担上面岩石的重量而塌陷。地面上的塌陷处叫做火山口。
并不是所有的火山爆发都会影响气候。火山喷发时，必须向平流层喷出大量的微小颗粒，才能改变气候。在平流低层几乎不会出现空气垂直运动，但却会出现水平运动。这意味着喷射到平流低层的物质会沿水平方向散落，但降落速度很慢，因此它将在大气上层中停留几个月，甚至几年。
如果火山位于赤道附近，那么它爆发后对气候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它会使喷入平流层中的物质运动到另一个半球，一旦这样，它将影响到两个半球的气候。
反射也会影响气候。任何物体表面都能反射光线，表面反射光线的百分比称为反射率，不同物体因性质、形状、大小等因素的不同，对光的反射率也有所不同。整个地球的平均反射率大约是30%，雪花的反射率约为80%，黑色路面的反射率约为7%。一般说来，因为平流层中的空气是透明的，所以反射率几乎为零。然而微小的颗粒却能反射射入的光线，所以增加了平流层的反射率。这些微小颗粒还形成了一层薄雾，这层雾太高太薄，我们无法用肉眼看到，但它却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地表，从而起到冷却的作用。
火山是大气污染的主要自然污染源，它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我们看来，火山喷出的熔岩流能破坏土地和村庄，没错，火山的确可以这样，但它们还会带来更加不幸的后果：火山喷发释放到平流层中的气体和灰尘将会导致气候变化，这可能会导致饥荒，成千上万的人可能因此而丧命。
（摘编自迈克尔·阿拉贝《明天的空气会怎么样》)
材料二：
超级火山是指比一般火山具有更大破坏力的火山。目前最大的超级火山就是美国黄石公园超级火山。黄石公园超级火山大约每隔60万年，就会进入周期性喷发，而现在已进入喷发周期。
如果黄石公园超级火山爆发，美国3/4的国土将受到影响。最大的危险在方圆1000公里的地区内，这里90%的人口无法幸免于难，大部分人会因为吸进的火山灰在肺里固化而死亡。它也会威胁到整个地球的生态安危。科学家研究发现，火山喷发之后，包括二氧化硫在内的大量气体和火山灰会随着大气循环到很远的地方，这会对气候造成极大影响，根据推算，如果黄石公园火山爆发，地球年平均气温将会下降10℃左右 由此导致的寒冷也会危害人体的健康和植物的生长。
人类在面对这种不可抗的自然灾难时，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尽量准确地预测灾难发生的时间，然后撤离躲避，因为人类根本无法与之进行对抗。
（摘编自《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火山——黄石公园超级火山》)
材料一：
所谓“伪国风”现象，就是在文艺创作中冠之以“国风”“古典”之名，貌似借用了历史典故、经典作品、经典人物形象等元素，实则以无可考证的服装造型、语言修辞、朝代背景进行“恶搞”“戏说”。比如，一些缺乏历史根基与史学考索的网络剧，在叙事上旁枝斜出，拖沓冗长，仅以玄、诞、怪、奇的剧情吸引受众注意力；在人物塑造上对历史真实人物随意增添杜撰，抑或直接架空历史来创造符合现代意识的人物，从而博得眼球；更为关键的是剧中透露出对皇权制度下的“乌托邦”幻想，严重脱离历史实际。如此一味迎合，忽视引领，势必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全球化”文化竞争中，“伪国风”现象恰恰暴露出一部分创作者文化自信的缺失，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作品正在侵蚀我们的文化“长城”。例如：某部影视作品以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长城为题材，却堆砌诸多中国元素来讲述了一个好莱坞式“勇斗怪兽”的故事。从学界、业界到观众，普遍诟病这部电影缺乏“长城精神”的深厚底蕴，完全是“西方救世主”的形象植入。这是以“中国风”为名、兴“欧美风”之实的典型。
清除“伪国风”现象，涤浊扬清，正本清源，势在必行。2017年1月，《关于实施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对传统文化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对传统文化要“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对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清除“伪国风”现象，在网络文艺创作中，就必须做到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是网络文艺培根铸魂的根本之路。只有守正才能创新，这表现在网络文艺呈现形式上，就应当要弘扬独具民族特色的中华美学精神。就此而言，前文联副主席仲呈祥先生作了深入论述，他认为，“与西方古典美学精神重写实不同，中华美学精神重写意。‘美在意象’，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真谛。中国国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以虚代实，程式化，营造意境，都旨在追求诗性品格和超越精神”。
当然，守正不是循规蹈矩、墨守成规。在守正的路上，要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如哲学家张世英先生就认为，不可把中西方哲学、把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简单对立，而应以中华哲学为本，同时吸收西方哲学合理的、有用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元素，把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结合起来，互补生辉，兼容整合。这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美美与共”的文艺创作理念指导下，网络文艺的探索才能闯出新路，问世佳作。比如，由北京卫视与爱奇艺网络平台联动播出的纪实节目《上新了，故宫》就是一部守正创新之作。每期节目中，嘉宾化身为“新品开发官”，跟随故宫专家探寻故宫历史文化，并以时空穿越的方式探察历史的幽微，最后与设计领域专业人士一起打造一款文化创意衍生品。这种节目以“寻找”为形式，实际是在“故”与“新”之间架设桥梁，基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宫廷文化、古典文化，探寻守正与创新的契合点，从而让藏于深宫楼阁曲高和寡的经典文化走近普通人的日常，以多元网络媒介的方式为国人打开一扇历史之窗，为全球受众打开一扇东方文化之窗。
（张金尧《当前中国网络文艺的三维探析》，有删节）
材料二：
古风文化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很多文化产品都有意识地体现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典印记的特点。古风文化中试图表达的意境也带有中国画风，比如古风歌词中化用了不少古典诗词，细细品来，其中传递的正是歌词创作者与古代诗人的共同情绪和相似意涵，而这些内涵恰恰是中华文化长期熏陶且民众高度认同的，这也是古风文化能够引发人们共情的关键。
尽管汲取了很多中华传统文化要素，但古风的表达形式往往是通俗的，没有食古不化的僵硬痕迹，也没有脱离现实生活，比如古风音乐的歌词往往采用文白结合的语言形式，让人们能够明白意思，使用的乐器和音乐的旋律也是为人们所熟悉和易于接受的。需要注意的是，古风文化的通俗性并不是低俗，其背后的情感意蕴包含着当代中国人和古人对国家命运、人生价值的共性思考，在满足感官需求的同时，还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从草根性来看，古风文化的流行是一个自下而上，自年轻人圈层到成年人社会，从亚文化到主流文化的传播过程。古风文化所表达的内容、形式、思想和情感也是人们日常生活能够接触和习得的，如华服就完全可以作为日常生活的服饰所使用。最重要的是，古风文化的流行多是青年人自发行为，而不是服从于官方组织或者主流社会的要求，这种自发行为和自组织模式更能够增强参与者对古风文化的认同。古风文化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其尽管发迹于小众文化，以最初的音乐、漫画、仙侠小说为起端，但巧妙地沿袭了中华文化基因，挖掘社会共同记忆，逐渐在商业化运作过程中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王丰《古风文化的特征及其未来发展》，有删节）
材料一：
宋代文学一个较典型的特征，是哲学的艺术化与艺术的哲学化。在宋学兴盛的背景下，士大夫文人对“性命”“心源”“情性”“道德”等人之生命的发生原理与终极意义的领会，以及对自身道德涵养的极高要求，决定了其人格精神更易于流向纯粹的诗性和审美，并成为推动宋词雅化的原动力，体现着形而上的人格精神对宋代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影响。
宋词雅化在北宋已有较高的完成度，特别是“东坡范式”的创生，对词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无论是苏轼，还是他之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以及后来者黄庭坚，他们对词表达功能的拓展都与政治影响下个人际遇的改变密切相关。这实际上是北宋士人在党争和贬谪语境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穷达之际如何自处，进退之间如何在精神上达成真正的平静和自由，是他们始终关注的修养课题。
“清风明月”是欧阳修中后期的典型词境：“秋风水面琉璃滑”“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目之所见，也是心之所向，是作者主观审美偏好的反映，这种澄明之境恰是欧阳修清明自适的内心世界的镜像。
苏轼和欧阳修在对词的认识和审美个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在对词的雅化上，又不约而同地沿着扩大词表现功能的道路前进，创作了大量雅词，共同塑造着宋代士人的人格意象。
苏轼有着和“清凤明月，幸属于闲人”相近的体悟，可概之为对“适”的精神境界的追求。“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且陶陶，乐尽天真”，“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小舟从此去，江海寄余生”……这些词句的中流露出顺化自然、随缘的生命情调，同样带有一种人生沧桑感。这种“适”和欧阳修的“闲”一样，都是经历过人生沧桑的士大夫试图以静观外物、身与物游的方式来明辨思理，达成主体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
欧阳修的“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是他在贬谪后的沉淀；苏轼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在乌台诗案后痛定思痛的体悟；而黃庭坚在经历《神宗实录》案风波后，则锤炼出“断虹霁雨”的词境：“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斯虹霁雨”词境不免令人联想到黄庭坚关于人格气象的诗性喻说“光风霁月”。《濂溪诗序》云：“(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句话经南宋理学家李侗点出，“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逐成形容人格气象的经典表述。“光风”是雨雪初晴之时吹拂云开雾散的风；“霁月”是雨雪止息天空放晴后明净的月色。“光风霁月”形容的是雨雪放晴后天地清朗、万物澄净的状态，以此形容人格气象，既显示了悟透人生的通脱感和释然感，又蕴含了厚重的人生沧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断虹霁雨”的词境可作为“光风霁月”的人格气象在文学创作上的参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文人在文学与道德层面通而为一的同构。
宋词雅化实质上是宋代士人遵从正统文化秩序、恪守道德伦理、完善人格修养而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宋代士人将经过人生波折的洗礼而达成的人格精神，以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式展现于创作实践，诗意展现了宋代士人努力探索精神出路的复杂情感变迁。
(摘编自陈莹《从“清风明月”到“断虹霁雨”——北宋雅词中士大夫人格精神的诗性表达》，有删改)
材料二：
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手段是“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诗的有关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即创作技法方面的要求；二是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即针对创作主体方面的要求。所谓“诗人之雄”，就是士大夫国有的志向，包括体现传统儒学所倡导的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苏轼呼唤“诗人之雄”，就是要求词人像诗人一样，以词言志。以诗为词的实质，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依赖于音乐传播的歌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或者说把“歌者之词”变为“诗人之词”。
由此看来，关于苏轼对词的雅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是创作执法上的雅
化。苏轼将诗的创作技法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增加了词的抒情性，使词具有了诗般典雅庄重的语言。其次，是词体的雅化。这包含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心理的雅化。他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改变晚唐五代以来传统的出于戏谑、娱乐的心理而作词的状况，而以士大夫固有的志向、浓重的道德责任感与真挚的历史使命感取代之。二是创作内容的雅化。苏轼将诗中经常表现的政治、历史、道德、哲理的内容带入词中，纠正了传统艳词片面追求词的形式美的偏颇，使词文学第一次达到了真(历史、暂理）善（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美（娱乐）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达到了个体价值（审美、抒情价值）与社会价值（真、善）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这实际上是对儒家诗教很大程度上的回归。
苏轼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履行了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实际上已经倡导了南宋词坛的雅化精神，为南宋词坛从文化层的深度崇雅贬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词的雅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摘编自高云斌《从唐宋词雅化进程看雅词的内涵》，有删改）
材料一：
“我们来共同关心这些教育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政协联组会时，回应中西部教育差距、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等教育热点问题，引发广泛共鸣。总书记强调，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现实中，大搞教育商业化，制造教育焦虑，抬高教育成本，都背离了教育公益性原则，把教育作为一门生意来经营，必然弊病丛生、贻害无穷。最近，一名教育工作者唐江澎说的一段话刷屏了：“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给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格，赢得未来的幸福，造福国家社会。”教育，是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过程，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过程，“分数”远远不是成长的全部。打造高质量的教育，离不开高质量的教师，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老师“教好”，学生“学好”，学校“管好”，家庭和社会“育好”，孩子们的成长之路就会越走越好、行稳致远。（摘编自《从两会“教育热点”感知民生温度》新华社，2021.03.07）
材料二：
良好的教育生态离不开社会多方力量的参与，全国政协委员韩平说：“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任务，不是始于学校，终于学校，而是始于家庭，终于社会。”良好的教育生态不仅要体制机制健全，还要有健康平和的舆论氛围。“找一线名师，学解题大招”“想要好成绩，就找好方法”……每次一打开电视，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就会觉得很焦虑，电视台黄金时段被各种在线培训机构塞得满满当当。她说，受经济利益驱使，少数媒体在“家校社”协同育人方面，不仅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反而为补习机构推波助澜。她认为要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和问责，媒体对校外培训机构包括对线上教辅APP的宣传，要有标准审核、质量保证和追责机制。
（摘编自《家校社如何做好“教育合伙人”》《中国教育报》2021.3.10）
材料三：
“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这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难题，这个难题破不了，教育的良好生态难以形成。”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这件事非办不可，必须主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表示：应尽快在市域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平台，将所有校外培训机构的师资情况、开班情况、学生名单、培训内容、任课教师、上课时间、收费标准统一录入平台。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工商学院院长牛三平建议依法促进规范发展，通过加强市场监管、加大市场违法惩处力度等方式，确保在线教育行业的发展和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牛三平认为，立法可明确准入资质审查门槛，重点解决合法合规办学、高素质师资队伍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蒋昌忠表示，要切实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课后服务能力，强化学校育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中小学校在课后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减少中小学生对校外培训的依赖。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和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理性看待青少年培养培训和成长成才。
（摘编自《校外培训乱象难治理，代表委员们提出了这些建议》未来网.2021.03.07）
材料一
面对重大灾害、困难，文艺的作用不言而喻。文艺界抗击疫情主题MV《坚信爱会赢》推出后，官方微博点击量一天内突破900万，之后在多家网络视频平台上线，在二十家卫视和百余家地方电视台播出。这一现象反映了优秀的文艺作品在鼓舞斗志、慰聚人心方面的独特作用。面对严重的灾害，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更好地搞好创作、不辱使命呢？
首先，应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疫情防控斗争中的精神气象。这次疫情危害严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段令人难忘的插曲，也使主旋律更为激越。全国人民用切实的战“疫”行动映射出昂扬向上、共克时艰的时代精神气象，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深厚底蕴。比如，一批批医护人员离开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子女奔赴抗疫一线，千里之外的菜农驾车将万斤蔬菓捐献运送到疫区，年轻护士因长时间的封闭工作疲惫不堪却仍然冲锋在前、恪尽职守……全国人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战胜疫情努力着、奋斗着，体现出整体组织性和个体自觉性的高度统一，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正像歌曲《坚信爱会赢》所说，“长江黄河水流长，我们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力量”。
其次，应致力于“身临其境”的感发和形象真切的表达。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身临其境”、有感而发。“身临其境”并不是说一定要涉身疫区，其中的关键，是用真情去体会，用真爱去触发，把其中带有普遍性的、能够引起人们广泛共鸣和深刻触动的精神内涵、炽热情感表达出来。著名作曲家王立平谱写《红楼梦》组曲之时不可能穿越到古代，但这并不影响他写出名篇佳作，关键在于对内容的深入体悟，真正做到了有感而发。二是形象生动的表达。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思想倾向“应由情境和情节本身产生出来，而不应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应该“通过情节发展本身生动活泼地仿佛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立象以尽意”，也是这个意思。面对疫情的创作也是如此，应用生动的形象、词句、情节、旋律去描绘、表达，而不是停留在空泛的宣示、口号上。近日一幅《全国美食为热干面加油》的漫画被网友大量转发、点赞，正是形象化表达的功效。
最后，应抱有更为高远的艺术理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是在不断战胜灾难中前进的，一方面抗击疫情促使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彰显了制度的优势和人性的光辉；再者，战胜疫情的经历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提升精神高度、完善文化心理结构的契机。疫情中当然也暴露出了一些价值观的落后和社会治理的短板，显现出一些人精神境界的低洼和公德意识的薄弱，这些都可以在高远的艺术理想中，通过恰当的艺术形式去对比、去反思、去呈现，给人以灵魂的触动和警醒；抱有远大理想，同时也会促进当下以团结鼓劲为主的创作水平的提升。这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都是在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动能，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提升增添新的力量。
（摘编自袁正领《如何把握战“疫”主题下的艺术创作》，有删改）
材料二
作家艺术家如何才能筑就高峰？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史，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丰厚灿烂的文化积淀，广阔生动的当代生活，这些都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当然，筑就高峰还需具备多方条件，比如，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良好的创作氛围；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与读者进行充分交流；与时代保持密切联系，到时代的深处、生活的腹地中去思考，等等。更关键的是作家艺术家的胆识和努力，作家艺术家要有贡献鲜明时代气息的独特审美创造，对艺术创作始终保持热情，潜下心来，不被功利主义左右。
时代是一条大路，作家就像一驾车，这驾车必须在路上行驶。作家要穿透纷纭驳杂的表象，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并把自己的思考通过作品交付给读者，启迪人们认识生活，理解时代。这是作家的天职，也是文学的天职。
（摘编自《冯骥才专访：作家艺术家要勇担时代责任》，有删改）
材料三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电视剧以表现时代、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书写着一个个独具特色的“中国故事”。
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在叙事艺术、影像质量、表演水准、艺术风格上都实现了跨越式进步。然而，当下现实题材创作包括某些现实主义电视剧作品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在题材拓宽的同时，精神内涵却日益稀薄，在不同题材类型中都存在以情感表现填充或置换社会现象的问题。如《亲爱的翻译官》等“时尚职场剧”所展现的职场与真实职场存在隔膜。此外，亟待提升的还有创作中的艺术真实性和身临其境感。如果说细节不真实还是艺术功力不足的表现，而“作品局部真实却整体虚空”等问题，就不只是艺术功力的问题，它损害的是“揭示真实”的审美价值与艺术功能。值得关注的还有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中典型人物形象较少，人物符号化、定型化、泛偶像化等问题。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对生活的同格化描摹，它需要对现实进行提炼和概括，需要塑造一批紧扣时代发展，生动鲜活且具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形象。最后，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的价值观、道德观，与以网文IP为基础的流行价值认知及公德意识之间存在较大冲突。许多作品虽然影调唯美，但却缺乏真实的质感之美，且在价值观上过度迎合年轻观众的流行认知，如“颜即正义”的感官崇拜、金钱权力迷恋、耽于梦想等；只有少量作品如《春风十里不如你》《如果蜗牛有爱情》《一起同过窗》有着较强的生活实感，体现了青年人应有的思想格局。
（摘编自戴清《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如何才能羽翼丰满》，有删改）
许多作品虽然影调唯美，但却缺乏真实的质感之美，且在价值观上过度迎合年轻观众的流行认知，如“颜即正义”的感官崇拜、金钱权力迷恋、耽于梦想等；
材料一：
中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一号”，后续行星任务依次编号。
“天问”出自《楚辞》，以之作为工程名称，厚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易于广大群众接受，便于记忆和传播，也彰显了中国人迈向更远深空的决心和毅力，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理想情怀。
专家表示，研究火星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启示。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环境最为相似的行星，火星不仅有大气，也有适宜的温度，还和地球有着相似的自转周期。研究火星与地球的异同，互为参考，是极具价值的基础研究。
（摘自冯华《“天问一号”离火星还有多远》，《人民日报》2020 年 04 月 25 日）
材料二：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将于今年 7 月搭载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这次探测的任务目标是通过一次发射，实现火星环绕、着陆、巡视探测目标，开展对火星全球性和综合性的探测，并对火星表面重点地区进行精细巡视勘察。一次发射同时要完成环绕、着陆、巡视3 种探测目标，实属“少花钱，多办事”。一举多得的背后，是复杂的技术和较高的风险，国际上也鲜有先例。
“火星是人类未来移民的首选地”毋庸置疑，人类“第二家园”这一诱惑实在太大。不仅如此，研究火星地质、表面成分的长期演变过程，岩石和空气、水的相互作用等，有助于我们理解火星生命可能存在和消失的原因，进而分析和预测地球的未来。4000年来，火星也从最初的遥不可及，到遍布人类的探测器，火星探测的任务次数甚至已经超过了同期的月球探测项目。然而，至今全球火星探测成功率大约为40%，火星探测最大的难点在于“恐怖7分钟”——在进入、下降与着陆过程中，要在7分钟内将探测器的时速从2万千米降低到零。这需要融合多种减速手段才能实现，包括气动外形、降落伞和反推等，也需要自主导航控制技术来保证。
（摘自于紫月《天问一号：在探火路上来一次“后发先至”》，《科技日报》2020年5月22日）
材料三：
面对跨越式突破带来的各种难题。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简称北京中心）的任务型号团队勇闯难关、赢得挑战：
采用超大变时延开环控制技术——压缩地火时空距离。为了突破因地火距离太远而产生的信号超长延迟的“瓶颈”，北京中心采用超大变时延开环控制技术，设计了全新的超远距离测站捕获模式。
采用地火空间精密定轨与预报技术——全面掌握“天问一号”位置。型号团队设计了首次火星任务轨道动力学公用库和精密定轨原型软件，以仿真打靶的方法完成全过程定轨预报精度分析。
采用火星车遥控操作任务规划技术——精准遥控、科学开车。火星车具有一定的自主能力，但是它要前往的目的地、选择的路径以及路途中的各种动作，都需要地面工作人员提前告诉它。在这方面，操作团队就要扮演好“先知”的角色，通过对当前火星车所处环境的掌握、分析和规划，预测路径的安全性，否则石块、沙丘都可能对它造成“致命伤”。
（摘自宋星光等《“天问一号”：中国首次火星之旅》，《解放军报》2020年7月10日）
材料一：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动力蓄电池累计退役量约20万吨，2025年累计退役量约为78万吨。为保障电池回收，工业和信息化部2018年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应承担动力蓄电池回收的主体责任。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27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在江苏省设置了698个回收网点，但当前动力蓄电池回收市场仍存在多重难题。
（摘编自田野《约20万吨新能源汽车电池退役如何避免“爆发式污染”》）
材料二：
新能源汽车电池回收的乱象，说到底还是因为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产业链后端的电池回收体系的建设和造车速度形成了脱节，车企、回收企业的经营缺少成熟规范的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2015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跨越的关键节点，而一般来说，动力电池的使用周期正好在5年左右，这意味着行业爆炸式增长带来的潜在污染风险已经全面来临。
鼓励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并给予各种政策优惠和补贴，原本是因为它更节能环保，但如果行业快速增长导致污染问题不断突出，这本身是和新能源的发展初衷相背离的。因此，针对电池回收等行业乱象，必须直面其风险和隐患，在制度层面趁早完善。
比如在回收企业门槛方面，考虑到白名单企业和中小企业、作坊之间的环保投入差距，在退役电池的回收上，前期是否可以考虑加大对白名单企业的补贴力度？或者加大对技术创新企业的补贴力度？另外，电池回收的准入门槛是否可以考虑设置强制性的标准，以此来避免鱼目混珠的局面。
再比如，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应该有基本的身份编号，依托现在的大数据基数，实现从生产、销售、使用、报废、回收、利用的全流程的可追溯，通过流向管控来避免大量退役电池流向黑市。
类似这些细化的举措，都应该随着行业发展而不断落实。无论如何，新能源汽车毕竟是一个高速挺进的风口行业，在前段造车环节要大力投入，在末端的零部件报废退役处理上更应该提前考虑，及时完善规则，避免行业无序扩张带来的各种污染风险。
（摘编自熊志《退役电池流入黑市，新能源造车要警惕末端污染》）
材料三：
市场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动力电池回收市场也是如此。客观上，动力电池设计制造本身就很复杂，其退役之后的回收拆解也对技术要求很高，若形成自动化拆解生产线，就需要高成本投入。就目前来看，正规回收企业由于前期投入大，需要数量足够多、价位足够低的回收电池来摊薄成本，但这一点很难实现。目前网上出现各种电池回收渠道，其回收价格比正规渠道要高出不少。比如，某平台商家回收三元锂电池的报价为1.5万元/吨，这个价格比正规回收企业的报价高出了近50%的水平。巨大的价差必然导致退役动力电池被黑市截流。
退役动力电池流向不可控的私人领域，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由于电池拆解需要很高的专业技术，而私人作坊根本达不到要求，对电池拆解很难控制，造成环境污染在所难免。有环境专家称，一块20克的手机电池，可污染3个标准游泳池容积的水，而一块电动车的废旧电池，则会污染30多公顷土地。如果汽车用动力电池被小作坊任性处理，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将非常可怕。另外，通过透支环境和安全，小作坊获得了成本优势，这会反向推高动力电池收购价，而正规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生产运转，有时不得不向小作坊收购退役电池，这种市场状况无疑会助长回收黑市扩张，形成恶性循环。
不管是从行业发展角度还是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动力电池“善终”问题事关重大，马虎不得，必须未雨绸缪，早做规划。考虑到动力电池回收是一个技术要求高又涉及多个行业领域和众多企业的产业，其发展需要汇聚多方力量，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就要求政府方面要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监管，引导产业规范发展。一方面要细化政策，强化落实，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生产和销售商参与动力电池的回收，形成合理的电池回收机制；另一方面要出台电池技术标准，引导企业生产标准化动力电池，为后期回收再利用奠定基础。同时，要加快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标准体系建设，规范溯源管理、梯级产品管理、报废及惩罚管理等制度。只有让动力电池真正做到“善终”，电动汽车才能当得起环保之名。
（摘编自胡立彪《退役潮来袭！ 20万吨退役电池如何安放》）
材料一：
近期，数字人民币项目捷报频传：“工行数字人民币捐赠上链测试”“数字人民币苏州红包试点”等。同时，关于数字人民币的原理介绍，“双层系统设计”“替代现金”“可追踪溯源”等很多设计理念想必大家已有所耳闻。但抛开战略意义不谈，究竟数字人民币在未来的实施推广，将如何对我们的生活起到积极意义，可能大家还处于“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态。
一 、线下生活——老百姓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持有“电子化现金”。
⒈“持有数字人民币，就等同于持有现钞。享有国家信用赋予的无限法偿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拒绝接受。”——对比现阶段大家将资金存放在各类第三方机构，在产生交易需求时需向机构请求“代付”的模式有着根本上的进步：法律上，杜绝了线下商户只支持某类第三方支付工具收款的情况。流通上，数字人民币采用松耦合设计，以“电子化现金”为载体打通各类支付工具，让商户收款及资金流通更加便利。安全性上，不必再担心第三方支付机构经营风险而影响资金安全。数字人民币持有者通过“实名+私钥”形式，将对自己的资金享有100%控制权。
⒉数字人民币具备可控匿名的特性。生活中具备替代持有现金的需求的条件，不仅可为国家节约现金铸造、存储管理所需的大量资源，还携带方便、无卫生隐患（疫情期间意义重大），也基本杜绝了被物理行窃的可能。
⒊最后，使用数字人民币“碰一碰”功能有望实现离线转账（不愁付款时手机信号不好），让线下购物、转账等场景更加便捷安全。
二 、线上支付——享受更加专业、人性化的服务体验。
⒈再也不用担心类似“我的钱存微信里，没法在淘宝下单”的问题。
相信大家平时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当我们下载一个App并进行消费支付时，需要先做余额充值、绑定银行卡或是调用第三方支付钱包等操作。虽说现阶段第三方支付满足了大部分场景的需求，但随着互联网巨头们支付场景的争夺日益激烈，“淘宝购物常年不支持微信付款”“美团开始禁止使用支付宝订外卖”等新闻层出不穷。利益博弈下，支付场景的相互壁垒，不便利的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将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前文我们提到，数字人民币的松耦合设计，将不再依赖于各类第三方机构的账户即可进行支付流通。想象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只需要在手机里安装并认证一个数字人民币钱包，即可授权并接入为居民生活提供服务的任意互联网公司的交易接口，如淘宝、微信等（需是认证机构），今后无论是网购、外卖，或是生活缴费等所有线上的支付行为，都不再需要向第三方机构充值或绑定银行卡即可使用，做到“用完即走”。同时，数字人民币在线上的成功流通，也会逐渐消除“钱在支付宝里，没法直接向微信转账”这类极其不便利的“账户隔离”问题，为老百姓日常转账需求提供便利。
⒉互联网公司回归线上场景建设，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
数字人民币自成账户体系，弱化了对第三方机构（主要是互联网公司）的账户依赖性，形成“金融脱媒”的效果，不仅在安全性、隐私保护上得到极大的提升。也可反向促进互联网公司在今后的发展规划中，将更多的精力、资源重新倾注在服务场景的建设和优化上，而不是激进的跨行探索，在支付方面开展竞争。从而让专业的金融服务回归银行体系，让美好的生活服务回归互联网，让客户享受到更加专业和人性化的使用体验。
三 、打击违法——大数据保护老百姓财产安全。
数字人民币采用“一币、两库、三中心”的设计架构，其中的一个重要中心为“大数据分析中心”。该机构主要负责监管通过数字人民币进行洗钱、资金盘等违法犯罪的行为。通过KYC、AML、支付行为分析、监管调控指标等全方位手段，可第一时间对可疑账户进行冻结或标记。并提交公安部门侦察，防止不法分子通过洗钱、传销、资金盘等进一步对社会造成危害，保护老百姓资金安全。
长远角度，可在大数据分析中心的业务基础上，建立可疑账户预警平台。当我们准备向可疑账户进行数字人民币转账、支付或授权等操作时，平台将立即送达预警信息至操作方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可及时避免资金损失。
（摘编自《移动支付的升级与数字人民币》）
材料二：
数字人民币正式揭开神秘面纱，是从公测开始的。10月，深圳市联合央行开展“礼享罗湖数字人民币红包”活动，约两个月后，苏州市联合央行开展了“双12苏州购物节”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试点。
两次公测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如深圳试点范围在罗湖区的3000余家商户，苏州试点覆盖全市近万家商户。苏州试点活动还有几大新增亮点，包括首次支持京东商城线上消费，“双离线”支付测试等。
从两地公开试点看，目前主要落地于小额高频零售支付场景，如商场超市、日用零售、餐饮消费等。而数字人民币测试的场景不止于此，如此前苏州相城区部分公务员的部分福利，已通过数字人民币的形式发放，深圳部分银行也做过内测。
未来应用场景亦有不小的想象空间。记者在苏州试点期间获悉，智慧停车、党费缴纳等场景已在苏州相城区落地，苏州地方与京东、美团等平台也在保持接触。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表示，不排除数字钱包成熟后，也会成为大额支付的工具。
（摘编自《超14万人中签“尝鲜”数字人民币》
B . 美团禁止使用支付宝订外卖。
C . 京东不支持支付宝付款。
D . 某些平台指定商品投递公司。
材料一：
现代公园的治理要求，已经远远超出地质、地理遗产保护的基本关注，其根本目标就是要保护自然资源、生态与生物物种进化过程的延续和流畅，保护文化历史的传承，并尽可能去发掘自然之美。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中外不少公园管理者为了“促进”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之下，使现代公园治理呈现出令人唏嘘的状态。
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从失去大山综合资源构造体系保护下的狼不再具有生猛威力而徒剩哀号的经历中获得深切的启示，写下随笔《像山一样思考》。他以优美的文笔、深邃的人文关怀描写了人类的种种短视行为对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关系的破坏，导致内在生存危机。文章使用“共情”“感同身受”等手法说明了人与自然间的亲近关系；我们要像山一样去聆听万物的声音和诉求，人类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伤害自然生态就会使回荡在山谷中的狼的哀号更加凄厉悲惨，从而导致我们的心灵无处妥善安置。
利奥波德基于深切的理性思维，清晰地看到世界本身是一个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的有机体，确立了生态文明保护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对应理念。在《沙乡年鉴》中，他指出：“任何个体都是相互依赖的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体本能为自己在整体中的地位而竞争，但个体的伦理观同时促使其与其他个体沟通合作。……大地伦理就是一个包括土壤、水、植物、动物或者共同土地在内的大社区系统。”在他看来，“大地”是能量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中循环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稳定和美丽的生物群落。人类是大地万物中一个元素，与大地万物紧密相连，人类不能与大地相分离的，大地的存在也离不开人类。
大地伦理的目标使人们认识到“合理利用大地”，不仅仅关涉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伦理关怀”问题。“要从伦理上、审美上正确以及经济上便利的角度审视每一个问题。”最终要建立一种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
据此，现代公园治理就应该真正关注到大地万物的自然需求，深刻思考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这正如美国环境美学家伯林特所说的：“环境包含参与者在内，参与者是与环境相融合的一部分，并且环境由于积极的人的出现而受到影响。而且，由于人在环境中的出现，把问题的讨论仅仅局限于规划、设计和建造是不够的。因为整个感知和意义的领域将会被忽略，包括审美体验这样关键性的领域。”
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关注日益增长是好事，但必须看到，很多所谓的关注是站在“人”这个以自我为主体、为主宰的功利目的之上的，忽略了环境层面的审美，即缺失了环境伦理意识与环境道德，对于其所具有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内涵没有更深入的思考和尊重。
现代公园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们对“诗意的生态环境”的美好向往与现代公园发展“生态内涵”和“人文关照”的缺位之间的矛盾。利奥波德的《像山一样思考》，拓展了现代公园的治理与发展的思路和途径，为现代公园治理与发展的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创新性的实践方案。现代公园作为人的生态环境系统之一，与自然环境之间时刻发生着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换，这种交换的途径表现在各生态元素的协同性与共生性。对于现代公园治理者、自然资源保护者和生态学家而言，“像山一样思考”应该成为现代公园治理的根本出发点，乃至终极目标。
（摘编自李玲《“像山一样思考”的生态文明关注》2021年）
材料二：
塞罕坝森林公园位于河北省最北部，上北京直线距离仅200公里。森林资源及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全国唯一的“再造秀美山川示范教育基地”，也是“国家4A级旅游区”，“中国最佳森林公园”，同时也是清代皇家“木兰秋狩”的举办地。
但是，从公园生态资源看，塞罕坝森林公园虽然森林景观十分优美，但是与沙漠仅有一河之隔，表层土壤的厚度仅有十几毫米，生态系统脆弱；而且因这里是森林–草原的交错带，物种相对单一，森林、森林-草原景观显得相对单调，变化不够丰富和多样。从公园旅游资源看，由于淡旺季突出，造成一年的经济收入集中在几个月，因而不能激发开发者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旅游服务设施的改造，造成整体服务水平低，不能满足游客的服务需求。具体表现为：从业人员的素质，特别是礼仪、仪表等方面需要培训提高；购物环境需要改善，诚信公平意识需要提高；服务的基础设施差，舒适度不够；整体环境卫生需进一步整洁美化。同时，塞罕坝的积雪期长达7个月，但是，到目前为止，塞罕坝还没有冬季旅游项目，丰富的雪资源没有开发利用。从交通设施看，目前从北京驾车到塞罕坝至少需要6小时车程，坐火车也需要一天。
为了更好建设和发展塞罕坝森林公园，公园应该考虑到塞罕坝地区森林资源与旅游资源的天然重合性，促使二者融合发展，利用森林资源开发更多的以观光为主的景观，以便促进观光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为了更好的服务游客，让游客享受更好的服务，需要将塞罕坝的现有资源进行整合改造。可以将宾馆改造成具备大型宾馆、特色民宿等不同特色的住宿形式，对服务人员加强培训上岗，让景区内的一些设施具有统一风格，改善景区景点的环境卫生。我们还可以依据塞罕坝现有的资源，不断开发塞罕坝地区的秋冬旅游。秋季以开发塞罕坝的秋景为主，可以吸引摄影爱好者；冬季以开发观雪、滑雪项目为主，以此延长塞罕坝的旅游季节。
（摘编自敖楠程涛《发展历史、现状、问题及对策》2018年）
材料一：
数字化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显著特征。对于数字时代的老年人来说，横在他们面前的，首先是三道数字鸿沟。“接触鸿沟”——互联网接触难，依然是很多老年人数字生活的第一道障碍。“使用鸿沟”——互联网使用难，成为目前老年人数字生活的最大障碍，严重限制了老年人的数字红利获得感。“知识鸿沟”——网络信息辨别难，是老年人数字生活面临的新困境。很多老年人跨过了“使用鸿沟”，但因数字素养不足而无法深度融入数字生活。
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困境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的结构性制约。一是中国互联网社会化进程的压缩导致老年人数字社会化不足。互联网引入中国至今不到三十年，智能手机与网络平台的大规模社会应用也不过十年左右。网络数字技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快速更新，老年人难以跟上技术迭代和数字社会转型步伐。二是互联网企业的技术研发设计更偏好中青年群体，对老年人需求特征关照不足。例如在医疗领域，几乎所有大型医院都开通了网络平台，但实际操作上要求完成一系列流程手续。这些烦琐的技术流程让大多数老年人望而却步，无形中抬高了老年数字生活的技术门槛。三是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在改革创新过程中的技术效率偏好，导致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制度性排斥。在数字技术赋能的信念下，一些单位机构一味地追求数字化的技术效率，而减少线下的服务供给，这对老年人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公平性带来负面影响。
如何弥合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帮助他们更好融入数字生活、分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值得给予足够的关注。
要将数字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有机统筹结合，为数字化精准赋能老龄化提供顶层设计。以“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规划为指引，从老年群体的主体特征、核心需求和应用场景三个维度出发，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规划指导。要突出问题导向，树立技术效率与社会效益兼顾的长线思维，分层分类解决老年人在数字生活中的痛点问题。还应始终坚持“数字底线思维”，在数字技术目前还做不到或做不好的公共服务领域，不减少或适当增加传统的线下人性化服务途径。
要激励引导互联网企业和平台面向老龄时代的技术创新和软硬件研发设计，为老年人有效融入数字生活提供科技支撑。要重视老年用户的需求感受，突出“数字技术适老化”和“场景服务智能化”的应用创新导向；加强公共服务平台的多元化技术支持，以解决老年人普遍面临的数字使用能力不足的难题。与此同时，针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点需求场景，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高频事务与服务的系统平台功能集成，不断提升涉老场景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主动解决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可及性和普惠性。
在社会参与层面，政府、家庭、社区与公益组织等多方主体应协同参与，努力提升老年人的数字技术使用意愿、应用能力和总体素养水平。一方面，应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建设和涉老平台服务的规范监管，加大对网络诈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保障老年人的信息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家庭代际的数字反哺功能，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和网络数字素养水平，让更多的老年人融入和享受数字化时代的美好生活。
(摘编自《数字化与老龄化共振中的难题何解》，《光明日报》2021年4月27日)
材料二：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的突出特点是“超级老龄化”，即超大规模、超快速度、超早阶段和超稳结构。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特点是与数字化进程几乎同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龄化与数字化的“共振”，这就引发了新的挑战，即老龄化和老龄社会背景下的代际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指在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和群体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代际数字鸿沟”是数字鸿沟的一种，即横亘于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指老龄群体与年轻群体之间由于数字化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行为阻隔和代际进一步隔阂的趋势。代际数字鸿沟的本质是老年人数字化能力与技术应用和社会规制之间的不适应，涉及面非常之广，如技术、商业、教育、公共政策、社会伦理、文化心理等。
要解决与代际数字鸿沟相关的各种不适应，一是要提高老年人数字化能力；二是要创新和改善数字化产品和应用，倡导科技向善、科技普惠和科技适老；三是要以新的社会规制抑制或矫正代际数字鸿沟。要将社会需求转化为制度层面的创新，转化为抑制或矫正代际数字鸿沟的创新性社会规制，加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互动，推动构建与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相适应的公共政策，让制度、社会规制或公共政策成为新的数字红利、数字普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代际新数字鸿沟，应倡导建立以全龄包容为导向的设计、评估与服务体系。从设计者角度看，在物理或数字化产品和界面的设计中，应充分注重面向老龄人群的设计、评估和服务理念，充分考虑老龄人群的身体机能行动特点和日常生活习惯。从使用者角度看，应鼓励并帮助老龄人群接触各类新技术产品，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
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是前所未有的超级大事。面向未来，对老龄化、老龄社会的准备与应对，正在成为企业、城市、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不可估量的超级机遇。
(摘编自《代际数字鸿沟，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共振”中扩大》，《中国日报》2021年3月2日)
材料一：
以往的重修，其唯一的目标在将已经破弊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坚料实的殿宇，若能拆去旧屋，另建新殿，在当时无不更是颂为无上的功业或美德。但今天，我们须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在设计以前须知道这座建筑物的年代，须知这年代间建筑物的特征；对于这建筑物，如见其有损毁处，须知其原因及其补救方法；须尽我们的理智，应用到建筑物本身上去，以求现存构物寿命最大限度的延长，不能像古人拆旧建新，于是这问题也就复杂多了。所以在设计上，我以为根本的要点，在将今日我们所有对于力学及新材料的知识，尽量地用来补救孔庙现存建筑在结构上的缺点，而同时在外表上，我们要极力地维持或恢复现存各殿宇建筑初时的形制。所以在结构上，徒然将前人的错误(例如太肥太扁的额枋，其原尺寸根本不足以承许多补间斗棋之重量者)，照样地再袭做一次，这是我计划中所不做的。在露明的部分，改用极不同的材料(例如用小方块水泥砖以代大方砖铺地)，以致使参诣孔庙的人，得着与原用材料所给予极不同的印象者，也是我所需极力避免的但在不露明的地方，凡有需要之处，必尽量地用新方法、新材料，如钢梁、螺丝销子、防腐剂、隔潮油毡、水泥钢筋等等，以补救旧材料古方法之不足；但是我们非万万不得已，绝不让这些东西改换了各殿宇原来的外形。
(摘编自梁思成《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中国营造学社会刊》1935年)
材料二：
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是丝绸之路沿线上的重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许言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也是希瓦古城遗迹修复项目负责人。他接受本版(以下称《世界遗产》)采访时，仍远在尼泊尔参与九层神庙的文物修复工作。
《世界遗产》：此次希瓦古城修复中，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带来了明显效果吗?
许言：“四原”原则，让古城的地理环境更协调，历史环境更匹配。维修文物本体时，该原则让文物建筑在“健康”的同时，历史信息又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存。
但是，公众对文物的认识、理解会有偏差。让当地民众理解这种坚持，就需要我们给他们讲清楚。一方面是通过技术交流，在不断交流中达成共识；另一方面是我们进行宣传。这在整个援外工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我们也是站在人类共同遗产的视角，去做文物保护修复的。文化遗产没有国界，所以从保护文化遗产这个角度来交流，更容易让当地的公众接受我们的理念和做法。
《世界遗产》：采用“四原”原则，对修复世界各地的文物和文化遗产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许言：文物好比老人，对文物进行修复，就好比让老人益寿延年。我们坚持使用“原材料”，使文物结构的整体性和稳定性更好，同时也保证文物的安全。我们还保持“原工艺”和“原做法”，使维修和补配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接近原物本身，保证文物载体的真实性。我们还保留文物“原形制”，来体现文物载体的最大信息量。
《世界遗产》：此次希瓦古城修复的经验，对今后的文化遗产修复有何帮助？
许言：文物修复的特殊性是“一事一议”。每一个文物保护的案例，都有独特性。对我们来说，文物保护工作也是个不断学习、积累的过程。此次文物修复，对我们将来维修这类建筑有很多积极作用。
（摘编自《中国“文物医生”谈修复》，《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3月23日）
材料三：
2015年的大地震，让杜巴广场的九层神庙严重受损。九层神庙是一座砖木结构回字形建筑，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是尼泊尔地标性建筑之一，其修复工程是中国在尼泊尔开展的首个大规模文物援外项目。
地震后的神庙，断壁残垣，险象环生，为了避免更多二次伤害，中方团队先对建筑体进行加固和防漏水处理：无论是底基还是塔楼，全部是里二三层防护架、外二三层支撑架，封得严严实实。
抢险阶段结束后，中方团队尽最大可能搜集、甄别、整理神庙的旧构件，分门别类做好标记，能保留的尽量保留，能利用的尽量利用。然而，中方的修复理念最初并不为尼方接受，尼方坚持所有受损部分的修复要达到“焕然一新”“返老还童”的效果。中方团队发现，尽管神庙外墙坑坑洼洼，看似破败不堪，其实墙体依然结实，强行拆掉重砌，不仅会使文物价值大打折扣，也会影响到整个建筑的结构安全。为了说服尼方，中方团队赶制了一面实验墙，结果显示，修复的墙面美观且不失历史感。见到这样的效果，尼方欣然同意了中方方案除了传统理念和工艺，中方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应用在九层神庙修复上。应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邀请，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利用数字化技术，全面记录神庙的现状和文物历史信息。这样一来，修复工程的成果将得到可视化的阐释和共享。
（摘编自《中国工匠的高超技艺让我们重获希望》，《人民日报》2019年7月8日）
材料一：
荀子在《劝学》中说：“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这句话运用到艺术美上就是说：艺术既要丰富全面地表现生活和自然，又要去粗存精，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生活和自然。由于“粹”，由于去粗存精，艺术表现里就有了“虚”；由于“全”，才能做到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虚”和“实”辩证统一，才能完成艺术的表现，形成艺术的美。
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很早就掌握了虚实相结合的手法。如晚周帛画凤夔人物、汉石刻人物画、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阎立本《步辇图》、宋李公鳞《免胄图》、元颜辉《钟馗出猎图》、明徐渭《驴背吟诗》，这些赫赫名迹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们见到一片空虚的背景上突出地集中表现人物行动姿态，删略了背景的刻画，正像中国舞台上的表演一样。
关于中国绘画处理空间表现方法的问题，清初画家笪重光在《画筌》里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这段话扼要地说出中国画处理空间的方法，叫人联想到中国舞台艺术里的表演方式和布景问题。中国舞台上一般不设置逼真的布景，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环境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逼而神境生”。这是艺术所启示的真，也就是“无可绘”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美。
中国的绘画、戏剧和中国另一特殊的艺术——书法，具有着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里面都是贯穿着舞蹈精神，由舞蹈动作显示虚灵的空间。唐朝大书法家张旭观看公孙大娘剑器舞而悟书法，吴道子画壁请裴将军舞剑以助壮气。而舞蹈也是中国戏剧艺术的根基。中国舞台动作在二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一种富有高度节奏感和舞蹈化的基本风格，这种风格既是美的，同时又能表现生活的真实。演员能用一两个极洗炼而又极典型的姿式，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景表现出来。例如“趟马”这个动作，可以使人看出有一匹马在跑，同时又能叫人觉得是人骑在马上，是在什么情境下骑着的。如果一个演员在趟马时“心中无马”，光在那里卖弄武艺，卖弄技巧，那他的动作就是程式主义的了。——我们的舞台动作，确实是能通过高度的艺术真实，表现出生活的真实的。如果想一下子取消这种动作，代之以纯现实的，甚至是自然主义的做工，那就是取消民族传统，取消戏曲。
由舞蹈动作伸延，展示出来的虚灵的空间，是构成中国绘画、戏剧、书法里的空间感和空间表现的共同特征，而形成中国艺术在世界上的特殊风格。研究我们古典遗产里的特殊贡献，可以有助于人类的美学探讨和艺术理解的进展。
（摘编自宗白华《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
材料二：
戏曲的美学特征之一是对生活的虚拟。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认为：“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这就是说，戏剧的基础是生活经验，而表现手法则是艺术虚拟。以实为本，以虚为用，既可意会，又可言传，既能目睹，又能耳闻。
与西方话剧不同，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上的布景很少，一般不设置逼真的布景。舞台上的一桌二椅可以象征各种虚拟的物件。有时是金殿、衙门，有时是山坡，有时又是城楼、院墙、床铺。在《秋江》里的艄翁一支桨和陈妙常的摇曳舞姿，使观众觉得满台是一江秋水。如果把一条船扛到台上，那么，艄翁与陈妙常载歌载舞的“妙境”就将完全被破坏，“无可绘”的“神境”同样见不到了。
但是，对于戏曲时空处理的虚拟性，不应强调得过于绝对。“出之贵实”这一面，还是不容忽视。即使道具，也是有虚有实、虚实结合。《秋江》老艄翁划船，船是虚的，桨是实的；《刘海砍樵》中柴是虚的但镰刀却是实的。有些道具，则是半虚半实、半真半假的。例如杯、笔、灯，都是在和整个舞台艺术风格统一的原则下不可缺少的道具。但是喝酒时，杯子里并没有酒。著名戏剧理论家马少波说得好：“实而不虚，必浊；虚而不实，必浮。”缺乏生活基础的虚拟，必然会“浮”起来，虚拟变成虚假。虚拟不是目的，虚从实来，虚拟是为了更好地写实。
戏曲运用虚拟手法，是有条件的。何者该虚，何者当实，主要取决于剧情和表演的需要。在这一出戏里可以虚多实少，在另一出戏里却不妨实多虚少，大可不必强求一律。戏曲舞台强调虚拟手法是对的，但也不必一概拒绝布景道具。《思凡》可以一点布景也没有；但越剧《红楼梦》里布景堂皇，华丽精致，同样大受欢迎。观众看后，觉得整出戏的风格依旧是写意的。
戏曲虚拟的美学特征，最大的好处是避免了表演的自然主义弊病。戏曲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作现实。因为舞台上的生活，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翻版。戏曲的虚拟也有它的局限性。它不能对其所需反映的一切生活都具有充分的表现力，特别是演现代戏，虚与实的矛盾更突出了。时代在前进，戏曲要革新，观众的“虚实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何根据“以实为本，以虚为用”的原则，在戏曲舞台上创造出新的形象、新的程式，是广大戏曲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摘编自严乐婵《中国戏曲的虚实相生之美》)
材料一
什么是工业互联网？简单来说，“工业互联网，就是把人、数据和机器连接起来”。具体来讲，工业互联网的本质和核心是通过开放的、全球化的通信网络平台把设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地连接起来，共享工业生产全流程的各种要素资源，形成跨设备、跨系统、跨厂区、跨地区的互联互通，从而提高效率，推动整个制造服务体系智能化。工业互联网，就是让各种数据流通起来。单个节点，非数字化，没有网络，它就是孤岛，是“死”的。随着传感器等数据采集技术的升级，节点开始产生数据，有了“生命”。新一代通信像血管和神经一样，帮助无数孤立的节点，交换数据、共享数据。
（摘编自《一分钟带你通俗易懂地了解“工业互联网”》，“搜狐网”2020年10月）
材料二
工业互联网已成为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核心支撑，是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融入制造业所带来的最突出的生态变迁，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石。工业互联网由制造业向实体经济各领域广泛延伸，已拓展至30余个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在加速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促进一二三产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摘编自《工业互联网发展应用指数白皮书》，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2020年10月）
材料三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工业互联网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促进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培育新动能、把握新机遇、开辟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产物，工业互联网集关键基础设施、全新产业生态和新型应用模式于一身，体现了互联网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的变革力量，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着力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工业互联网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在应急物资生产、调度、产能扩大和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期短、部署灵活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有助于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特殊情况下，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分担了工业企业生产调整的转化成本，帮助制造业提升供应链弹性、增加生产制造柔性、提高快速响应速度。工业互联网的这种能力，使其不仅有助于推动我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稳定供应链产业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且有助于运用数字化技术优化国家治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摘编自《工业互联网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人民日报2021年2月）
材料四
《21世纪》：持续一年多的疫情，对中国工业互联网意味着什么？
徐晓兰：疫情使广大企业深刻感受到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核心竞争力和红利，令他们从最早观望到开始进入，再到现在主动拥抱工业互联网。疫情期间，工业互联网使得企业大幅提升了疫情防控效率，加快了制造业的复苏。疫情期间，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汇聚了5600余家单位的疫情防控物资需求，发布物资有效需求8700多万件、供给5000多万件，服务1075家单位。我们主动建设了核酸产业链监测平台，目前已汇聚全部19家核酸诊断试剂生产企业以及3972家检测机构的基础数据。此外，依托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我们主动承担了疫苗生产流通使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通过打通疫苗全生命周期数据，提前研判疫苗需求，为合理安排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推动全国疫苗接种机制优化改进。
（摘编自《工业互联网加速推动中国制造复苏》，《21世纪经济报道》2021年3月）
材料一：
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顺利将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在轨建造阶段首次载人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浩瀚星空再添访客，中国航天再创辉煌。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19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根据任务实施计划，组合体飞行期间，航天员将进驻天和核心舱，完成为期3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展机械臂操作、太空出舱等活动，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再生生保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升腾的火箭，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飞天梦想，镌刻的是一个国家的前行脚步。回顾神舟载人飞船的发展历程，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实现了天地往返的无人验证，神舟五号实现了载人天地往返，神舟六号实现多人多天天地往返活动，神舟七号实现航天员出舱活动，神舟八号到神舟十号突破了无人交会对接和有人交会对接，神舟十一号实现了航天员的中期驻留。向浩瀚宇宙的每一次进发，振奋的是越来越昂扬的精神和气概，夯实的是越来越厚重的自信和底气。
此次神舟十二号的成功发射，可以说集齐了全任务全模式天地往返所需要的全部技能点，开启了逐梦空间站的时代。首次实施载人飞船自主快速交会对接；首次绕飞空间站，并与空间站径向交会：首次实现长期在轨停靠；首次具备从不同高度轨道返回东风着陆场的能力；首次具备天地结合多重保证的应急救援能力……有专家形容，此前的星际探索就像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看一看”“住两天”，这次是要在太空的“家”里“住下来”“走一走”。客观来说，困难更大、风险更高、任务更重。在谈到入选飞行乘组的心情时，航天员汤洪波语气坚定：“有压力更有信心。我是第一次执行任务，压力难免会有，因为神秘的太空充满着许多未知，空间站任务也充满风险和挑战。但我坚信，压力就是动力，信心保证成功。”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从“嫦娥奔月”到“祝融驭火”，从“天和筑穹”到“墨子传信”，从“北斗联网”到“天舟穿梭”……生动形象的名字，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也是从古至今不变的追求。心怀梦想、奋勇拼搏，攀登科技高峰、探索宇宙奥秘，浩瀚太空必将留下更多的中国身影、中国足迹。
（摘自向学笙《为浩瀚太空留下更多中国身影》）
材料二：
2021年7月4日14时57分，经过约7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标志着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出舱活动，又被称作太空行走，是指航天员或宇航员离开载人航天器乘员舱，只身进入太空的活动。这是载人航天的一项关键技术，是载人航天工程在轨道上安装大型设备、进行科学实验、施放卫星、检查和维修航天器的重要手段。美国曾通过太空行走修复了刚发射上天就出现重大故障的“天空实验室”空间站，使它“起死回生”；苏俄航天员则多次出舱活动修理“和平号”空间站，使它转危为安；当前在轨运行的“国际空间站”更是由航天员通过多次太空行走才完成在轨组装的。
随着太空行走技术的发展，太空行走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按出舱活动的目的和任务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验证类出舱活动；第二种是组装类出舱活动；第三种是维修类出舱活动；第四种是有效载荷类出舱活动，即回收、修理和释放卫星或在月面安装实验装置、采集月岩标本等。
2008年航天员翟志刚进行的我国第一次太空行走属于验证类出舱活动，而这次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进行的太空行走时间更长，任务更复杂。他们要进行首次人和机械臂的协同配合，用机械臂把航天员载到舱外作业点去完成复杂的舱外安装任务，难度比当年翟志刚的首次太空行走大许多。
太空行走的难点主要在于：一是舱外环境十分恶劣，必须使用复杂而可靠的出舱活动系统来克服空间环境的影响，以保障舱外行走航天员的安全；二是航天员在失重状态下无法用腿行走，主要是靠手把扶住周围的某些物体来维持行动；三是太空中缺少可辨识的参照物，航天员很容易迷失方向。
处于真空状态的太空，没有大气层的保护，温度变化很大。太阳照射时温度可高于100℃，无阳光时温度可低于-200℃，同时存在各种能伤害人体的辐射。为保障航天员在出舱活动中能安全、有效地完成任务，出舱活动时，航天员需配备航天服、舱外机动装置、完成任务所需的工具、固定身体的设备及安全带等装备。其中舱外航天服是出舱活动中最重要的装备，它将航天员的身体与太空的恶劣环境隔开，并向航天员提供大气压力和氧气等维持生命所需的各种保障。同时，为了解决在太空行走时因缺乏参照物，无法分清物体的远近大小，判断其速度快慢等安全问题，航天员在太空行走时都会用安全带将自己与航天器连接起来，以防自己丢失在茫茫太空中而成为人体卫星。
本次出舱任务圆满完成，航天员们不仅给14亿国人传输回了太空视角下的地球绝美照片，同时也宣告了我国更为成熟地掌握了太空行走这一核心航天技术。
（摘编自庞之浩《航天员为啥要出舱？太空行走有多难？》）
[注]①：再生生保，是一种验证中国空间站的技术。
材料一：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恩网进行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 2019年春节档调查”结果显示，科幻片《流浪地球》以85.6分获档期满意度冠军。
“太阳系即将毁灭，人类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这个听起来既疯狂又炫酷的“末日故事”，来自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的作品，构成了电影《流浪地球》的基本内核。导演郭帆的团队非常成功地把这个小说里面的中国内核，幻化成了电影里面观众看到的那份具有强共鸣、强共情的中国式故事和情感。在《流浪地球》的出品方之一、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总经理张苗看来，“中国科幻影片和好莱坞科幻影片的最大差异，取决于有没有一个中国的内核，而这个内核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人物、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情感”。
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赵葆华表示：“《流浪地球》在制作上显示出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成熟度，内容上体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忧思和责任的担当，是一部让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型升级的代表性作品。”
《流浪地球》的上映让中国科幻电影看到了发展的空间与希望，看到了与好莱坞大片竞争的力量与勇气。影评人韩浩月表示：“国产科幻片可从《流浪地球》中获得大量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以前国产电影都是‘土味儿科幻’，今后可以把格局打开，营造宏大的史诗效果。”
（摘编自《春节档电影：高质量成就好作品》，《光明日报》2019年2月12日）
材料二：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2月4日刊登题为《中国电影业终于加入太空竞赛》的文章，作者为史蒂文•李•迈耶斯。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是太空探索的后来者，同样，在电影业中，该国也是科幻片的后来者。这种局面即将发生改变。
中国首部以太空为背景的大片《流浪地球》于2月5日上映。外界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电影制作新时代的到来。
据报道，这部电影的预算接近5 000万美元，以美国好莱坞的标准来看不算高。但在中国已经可以说是大手笔。7 000多人参与了制作。其中大部分场景拍摄于由房地产和娱乐业巨头大连万达集团投资80亿美元在海滨城市青岛建设的东方影都。
郭帆说：“我真心希望这部电影至少不要赔钱。只要这部片子不赔钱，我们就可以继续制作更多科幻电影。”
刘慈欣小说的流行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最近的两部好莱坞电影《地心引力》和《火星救援》也有助于引起观众的兴趣。这两部影片都包含了重要的情节转折，正面展现了中国的太空计划，在中国受到普遍欢迎。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2019年2月11日）
材料三：
今天再谈论科幻电影，为了与之前的国产电影区分，人们往往会加上一个限定词“硬核”。够不够“硬核”，成为评价科幻电影的关键指标。其实，“中国硬核电影科幻元年”的提出，并非简单的噱头和炒作，而是各方面条件成熟后的“呼之欲出”。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迅猛发展，过去引为笑谈的简陋特效逐渐成为历史。而中国电影视效公司对视效数据库的建设和制片体制中“后期前置”逐渐普及，使中国电影工业已经具备摄制比肩准一线大片的硬实力和先进的摄制流程。而从人文思想演变角度来看，一战后，西方世界对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对人类的伤害的思考一直贯穿于其科幻电影创作之中，“废土”与“末世”构成很多科幻电影的主场景。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是“两弹一星”研制成功，还是“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我们对科技进步主要持“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乐观精神。因此，在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作家的成功实践基础上，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世界科幻文艺创作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2月15日）
材料一：
西方戏剧的观念与中国戏曲的观念，是迥然有别的。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对戏剧进行了理论总结，写下了著名的《诗学》。他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悲剧“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中国的戏曲理论，无论是明代的汤显祖还是清代的李渔，阐述的重点都是在演员的演技和唱腔方面，剧本的故事无不处于次要的位置。
这种理论上的差异，自然造就了舞台演出的分疆。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时期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船下要装小轮子。小轮子必须妥善地装上一层厚橡皮，使船能平稳地滑动……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使用的槽是锡制的、空心的，在空心的槽里灌上一半水，摇槽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典型的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把一个不容怀疑和增减的情节让观众接受。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摹仿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观众这种感情是由演员的姿势引起的，正是这种姿势使得这场行船的戏获得名声。”
中西舞台演出的不同，自然也造就了欣赏的异趣。
西方看戏剧的观众十有八九是以认知的心态去观赏的。他们努力设身处地地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在戏剧的剧场里，观众的神情始终是关注的，观众席上始终是寂静的，大家都在悄悄地“偷看”台上发生的“事件”。观众即使被“事件”触动，也不敢即席发声与伙伴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如果“知”了就不再进剧场。西方戏剧以及类似样式的艺术，一般很难吸引没有偏爱的回客。中国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年；老年演员能扮演青年；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如京剧的梅兰芳；女演员能扮演男人，如越剧的徐玉兰。
这种强调表现力而不重客观真实的舞台准则，是西方戏剧闻所未闻，不敢想象的。
（节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清初画家笪重光在他的《画签》里一段论画面空间的话，也正相通于中国舞台上空间处理的方式。他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有独创性，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中国舞台上一般地不设置逼真的布景。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环境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逼而神境生”。
这是艺术所启示的真，也就是“无可绘”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美。
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使舞台上“空景”的“现”，即空间的构成，不须借助于实物的布置来显示空间，恐怕“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排除了累赘的布景，可使“无景处都成妙境”。例如川剧《刁窗》一场中虚拟的动作既突出了表演的“真”，又同时显示了手势的“美”，因“虚”得“实”。《秋江》剧里船翁一支桨和陈妙常的摇曳的舞姿可令观众“神游”江上。中国的演员能用一两个极洗炼而又极典型的姿式，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景表现出来。
（节选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略有删减）
材料一：
以小说插图为典范的整个叙事插图，究竟是在叙事链条的哪一环节可能插上图像呢？可以说，对于这一关键性问题，至今没有一种确切的说法；我们将其落实到文本叙事的“褶皱”处，当是一个恰当的、合乎学理的解释。
这种解释也可以得到现象世界的确证。例如小说插图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同一部小说不仅会有不同版本，不同的版本也会有不同的插图，不同版本的插图在数量、大小、形制、笔法等方面会有很大差别，但是，有些关键性母题在所有版本中都不会缺少，只要它还能算得上是一种“插图本”。例如，“拳打镇关西”“风雪山神庙”“武松打虎”等《水浒》母题，“桃园结义”“三顾茅庐”“关羽释曹操”等《三国演义》母题，“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调芭蕉扇”等《西游记》母题，“宝黛初会”“元春省亲”“宝黛读西厢”等《红楼梦》母题。作为一种普遍而不是个别的小说插图现象，不同版本为什么会选择同样或类似的母题呢？小说阅读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母题都是故事情节的“关键”，或者说是情节链条上的节点”；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意蕴丰富复杂，许多细微处难以明确言传。由于文本书写没能表达出应该表达的全部，于是，各种插图本便有了对于“图说”的共同邀请。在这一意义上，插图承担了超语言的部分功能，可谓“盖圣人立象以尽意。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一画之中，檼栝遐渺”。之所以需要在“节点”插图，就是要借助图像的明见性将其照亮，重现被册页褶皱所隐匿的活现的在场。当然，插图对叙事褶皱的光照不可能与现场活现同日而语，但因为图像再现“就是对一种在场的再创造，即使这种再创造的产物是它的纯粹幻想的对象”，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召唤默存的叙事踪迹，以明见性使其在受众心目中重新苏醒。
将小说插图定位在册页的叙事褶皱处还有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可以将叙事插图与诗意图像区别开来，尽管二者都属于“文学图像”，都是语言表意的图像再现，但是它们的再现方式却明显不同。诗意图是诗歌的图像修辞，但不是诗意和诗篇的整体再现，只是撷取了其中的“诗眼”，充其量不过是诗意的图像“例证”。诗意图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的所指不具唯一性，“诗”和“图”之间的对应可能发生错位与滑动，如果遮蔽诗意图的题款(文字标示)，就可能被误解为其他相似或相近的母题。就像武元直的《赤壁图》（如右图），画心本身就是一幅山水画，不看款识就无法使观者联想到“东坡赤壁”，无论前(后)《赤壁赋》还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小说插图则完全不同：“拳打镇关西”不可能与“武松打虎”相混淆，尽管都是英雄气概的图赞；“桃园结义”迥异于“三顾茅庐”，尽管都是情义母题的图像再现；“大闹天宫”不同于“三打白骨精”，尽管它们的主角同是孙悟空；“宝黛初会”与“元春省亲”完全是两码事，尽管故事中的人物多有相重。如此等等。究其原因，在于小说插图在叙事链条上具有相对精准的定位，不可能游离叙事本身而独立存在。小说插图就是这样被牢牢地系扣在了故事的链条中，这是其不同于诗意图等其他文学图像的重要特点。
（摘编自赵宪章《小说插图与图像叙事》）
材料二：
“十七年”小说的插图不仅仅再现了小说故事的风云变幻，更是作者对作品进行再创作的阐释和编码，插图截取的都是小说文本中盈富有意义的人物情节、故事内容、重点场景，对此进行可具阐释性的符码转换，进而补充文本的意义想象，延伸拟想读者和现实读者的文本接受，从而填充小说文本中的空白，补充文字的意义形象。 Yy1任大星的小说《野妹子》的封面画和插图画都是由著名插画家董辰生所绘，生动传神地画出了一个戴着银项圈却成为小革命者的乡间女孩的纯真与机灵，以至作者任大星在《再版后记》谈到封面插图很是兴奋“董辰生同志为它所作的封面，我实在太喜欢了！它把我头脑中的野妹子，鲜明、生动地形象化了，比我这只拙劣的笔明能做到的，超出很多。”又如柯岗的小说《逐鹿中原》由作家出版社1962年2月出版第1版，其封面是由邹雅雕刻的木刻，内容颇为震撼，炮弹轰炸引起烟雾弥漫和气浪掀天，而战士们却在这种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新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再版该小说，正文中的木刻插图颇具吸引力，例如第三幅，刘邓大军攻打国民党康泽将军扼守的襄阳城，肖红军和战友们用炸药炸掉了西城门半边城墙，然后千军万马穿过城墙，气势恢宏，其滚滚硝烟与战士英雄形象互辉映。
（摘编自龚奎林《“十七年”小说的图像叙事》）
材料一：
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遍应用，构筑了一个数字化的信息空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社交、娱乐、购物到出行，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各种网络平台。这一变化在赋能数字产业、释放科技创新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容忽视的挑战，短视频沉迷现象就是其中一种。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需要提升数字素养，运用数字化时代的伦理智慧加以调适。
近年来，数字伦理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所谓数字伦理，是指立足以人为本，在数字技术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等方面应该遵循的要求和准则，涉及数字化时代人与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比如，在社会层面，如何弥补“数字鸿沟”，让数字技术的发展更加公平可持续；在企业层面，怎样避免技术滥用、不当采集用户数据，以正向社会价值创造为目标；在个人层面，应该怎样区分现实与虚拟，化解网络成瘾、短视频沉迷等困扰，解决注意力缺失、知识碎片化等问题？正确应对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挑战，才能让人们成为数字化时代的主人，而不是被数字和算法驱使。
短视频沉迷等现象成为很多人的困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科技加速创新，而观念、伦理和法律等相对滞后造成的。对此，应该充分运用系统思维，在创新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一方面，对那些明显不正当的企业行为和严重的侵权行为，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管，比如最近对平台垄断、侵害用户权益等行为开展治理；另一方面，应通过价值观、伦理规范等柔性调节，促使社会、企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更加重视数字伦理、提升数字素养，实现数字化时代的协同治理，迈向更加美好的数字生活。其中的关键，是明确造福人类、可持续发展、公众利益优先、共享科技红利等科技伦理原则，并通过制度安排、产品设计和服务规范，嵌入数字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各个环节。
对于生活在数字化时代的个体而言，数字素养意味着如何更好面对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独自面对各种电子屏幕和数字界面，每个人的注意力和行为数据也成为数字技术持续获取的目标。这一趋势不仅产生了隐私保护、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与陷阱等问题，还造成了注意力缺失、游戏与短视频成瘾等心理与行为失调。改变的关键，在于个体能够在数字生活实践中反思数字技术对人的认知与行为的影响，学会自我调适、适度节制，让自己掌握信息获取和遨游数字世界的主动权，而不是被碎片信息所淹没，甚至沉溺于数字娱乐不能自拔。要让数字娱乐和虚拟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补充，进而借助虚拟生活改善现实生活的质量，让数字技术服务于现实所需。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让科技造福社会和人民，需要全社会提升数字素养，让科技成为自我实现与追求美好生活的阶梯。
（摘编自《数字化时代需要“数字素养”》，《人民日报》2021年6月7日）
材料二：
特斯拉女车主在上海车展维权的事件在网络世界不断发酵，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公共议题。事关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在大众追问的情绪因素以外，我们更需要理性地检视特斯拉事件折射的诸多数据治理问题。
从历史上看，我国高度重视数据主体的权益保护，从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到2017年6月1日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从刑法到民法典，现行法律法规都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满足用户围绕其数据的安全可信利益。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对数据可控，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不应该利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便利条件非法获取用户重要数据，损害用户对自己数据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对系统可控，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不应通过网络非法控制和操纵用户设备，损害用户对自己系统的控制权；此外，保障用户的选择权，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应利用用户对其产品和服务的依赖性，损害用户的数据安全和利益。
在数据流转利用的过程中，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扮演着重要的生态角色，他们担负义务的实现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数字生态的法治水平。目前各界从业单位纷纷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全面建设数据合规风控体系，自觉以实际行动遵从法律法规要求，满足民众的各项数据权益诉求，提升自身的能力建设与品牌形象。事实上，在当下实践层面，企业等各类主体依法根据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做出同意，开展数据采集、处理以及披露等活动，已经成为普遍的业务共识。而除非取得个人单独同意，企业等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公开披露处理的个人信息，更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的明文要求。
（摘编自《“特斯拉维权”背后是数据法治化命题》，《光明日报》2021年5月31日）
材料一
目前，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受土壤重金属污染。环境污染是长期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问题。
超过限量标准的重金属如镉、砷等长期存在于受污染的耕地中，并随水分下渗或在雨水冲刷下随水土流失扩散到周边，造成地下水或地表水污染。还有的随农作物种植和生长转移到农产品中，导致农作物减产或者威胁到粮食卫生品质。由此可见，耕地污染对粮食生产和健康安全的影响具有长期性、隐蔽性。
近年来，我国在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技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重度污染耕地上，采用种植结构调整或替代种植方式；在中度和轻度污染耕地上，施用可降低重金属活性的药剂。这些治理措施消减了粮食重金属含量超标的风险。但药剂只是暂时钝化土壤中的重金属，要维系成效，需要持续不断地施用药剂，不仅治理时间长，投入资金大，还难以确保对耕地的生态功能不造成影响。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才能有效消除粮食生产和健康安全上的隐患。
当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耕地土壤重金属清除技术，是利用能够从土壤中大量吸收重金属并将其富集于植物地上部分的特殊植物，通过收割植物的地上部分逐年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这种能够吸收、富集并对重金属具有较强忍耐力的植物，被称为超富集植物。这种技术也称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具有成本低、不破坏土壤和河流生态环境、不引起二次污染等优点。
幸运的是，经过20年的技术积累，中国在净化砷、镉污染农田的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储备方面已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而且取得了良好的应用示范效果。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可以彻底净化重金属污染耕地，收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在植物萃取技术的工程实践方面已有良好的储备，但在推广应用层面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对于末端治理的安全利用技术，以净化耕地为目标的植物修复技术所需启动投资相对较多。虽然前期投入相对较多，但从运行的第二年开始，植物修复技术的后续运行维护费用即可显著降低。很多情况下，在开展植物萃取修复的同时，还可以通过间套作方式与当地的种植业有机结合，既保障农产品的卫生品质，同时也可以保证农户的收益。从长远来看，植物修复技术的总成本要远远低于安全利用技术的总成本。
材料二
河南省2014～2019年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统计图
材料三
虽然中国口粮亩产世界领先，但玉米、大豆等重要饲料类作物亩产远低于以转基因种子为主的美国、拉美地区，单产不足农业发达国家的60%。玉米、大豆提高亩产，还需要依靠生物育种技术。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粮食安全的前提是种业安全，但是，在产业发展、科研体系、技术攻关三个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存在较大差距。
其中，生物技术是当前中国种业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核心短板。中国行业科技整体仍处于以传统杂交育种为主的发展阶段，而美国的种业技术已经步入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智能化生物技术育种阶段，在全球种业竞争已经步入以“生物技术＋信息化”为特征的大背景下，中国种业由于生物技术的原创性少、生物技术产业化方面落后于人，面临“卡脖子”的窘境。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短板，也是未来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突破口。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21年八大重点任务，其中指出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会议明确，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此前，生物育种作为前赡性、战略性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之一，已经被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材料一：
所谓“出场定型”，意为人物一出场，作者即总体概括其思想性格，描绘其肖像特征，以使读者对此人物形象有一个整体的印象。贾宝玉和林黛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对他们的出场，作者就采用了“出场定型”的聚焦式方法，以给读者一个总体的深刻印象。二人正式出场是在第三回，作者以内视点的方法集中笔墨次第写来，先在林黛玉眼中贾宝玉，再于贾宝玉眼中写林黛玉。作者着意在对方眼中写出，可谓别出心裁，颇有深意。
黛玉见宝玉是先视形，再由形窥神，由神知人。形包括服饰与容貌等方面，服饰描写一再强调，冠、褂、袄、裤、靴、玉齐全，纯用工笔，显出贵族公子的气派；容貌描写双重用墨，面、色、鬓、眉、目、态具在，昭示其美男子的神韵。“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重在写其内心之情，强调他是古今少有的多情种。两首《西江月》，意在揭示其与传统评价标准相违背的带有叛逆色彩的独特思想性格。似贬实褒、明贬暗褒、寓褒于贬，全面地概括了贾宝玉的不合时宜特征，为统领贾宝玉形象的总纲。
宝玉见黛玉是先总写，再细描；先观貌，次看神，后写心。总写只用八个字：“细看形容，与众各别。”这是形神兼备的包括气质、风度在内的出类拔萃的整体感觉。细描重在借形传神，以“眉目”传情达意。“眉”以“似蹙非蹙”状之，现出其多愁善感；“目”以“似喜非喜”状之，写出她敏感多疑。而“态”、“娇”、“闲静”、“弱”、“病”等词语意在突出她的气质的独特性。“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强调其聪明颖悟及病态之美。宝玉眼中的这段描写又与前面众人眼中的黛玉形象——“举止言谈不俗”，“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相互映衬，相互印证。
凡此可见，“出场定型”的写人方法是颇为允当的，它可以在人物亮相的瞬间一下子使其形象鲜明起来，给读者一个明确深刻的总体印象，使读者容易把握。同时，也为人物思想性格的丰富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节选自关四平、陈默《谈<红楼梦>的人物出场艺术》，有删改）
材料二：
作者对人物的独特性格反复皴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贾宝玉的“爱博而心劳”的性格特征，是通过他那特别敏锐和细腻的思维和感情，通过他那乖张可笑的言语和行为，反复加以渲染。这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惟妙惟肖地写出他对黛玉、宝钗、晴雯、袭人、平儿、香菱等各种不同类型女性所持有的不同感情和态度，使其丰富多彩的各个层面立体地不可分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独特的人物，极其鲜明又朦胧模糊，让人叹为观止。
作者对主要人物性格的反复皴染，不是通过惊险的故事情节，作粗线条的勾勒，而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精雕细凿地刻画人物。如通过周瑞家的送宫花、雪雁送手炉等生活细节把林黛玉的敏感、尖酸的“小性儿”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反复刻画、渲染、衬托，而对一些次要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人物，能通过几笔的速写，勾勒出人物鲜明的轮廓。如贾琏与鲍二家的私通，让两个小丫头放风，凤姐、平儿回来，两个小丫头，一个吓得“回身就跑”，一个见躲不过，“越性跑出来，笑道：‘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只这个简单的细节，就把两个性格不同的丫头勾画出来了。
（节选自《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第四卷，《<红楼梦>的人物塑造》，有删改）
材料三：
不同人物之间性格的对照可以使彼此之间的性格“区别得更加鲜明”，相互起衬托作用，而带有较高审美意义的人物性格的外部对照，应当是《红楼梦》式的对照，对照的双方都应当具备丰富的性格内涵，只有这种对照才是高级的对照方式。
那么这种高级的性格外部对照方式怎样才能实现呢？这里的关键是必须从外转入内，即依赖性格内部的美丑对照和美丑的二重组合，并且，典型性格内部的对照，很少只是单纯的一组对照关系，它往往形成多组对照关系，并形成性格内部的对照系统。在这个对照系统中，“杂多”的性格元素，通过一定的中介，分别形成一组一组的对立统一联系，这就是性格整体中的二重组合单元，这些二重组合单元，在性格内部积极运动，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形成丰富复杂的性格。以项羽为例，他的性格就是一个复杂的对照系统。钱钟书先生汇集《史记》中其他人物对项羽的评价，找出项羽多种性格元素的两极对照，他说：“‘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项羽丰富复杂性格系统包括善与恶、残暴与仁爱等多种性格的二重组合单元，而由于两极对照中又有心理中介与感情中介的联系，因而形成犁然有当的性格运动。
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不仅主要人物可以形成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次要人物也可以形成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例如《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具有自己复杂的性格对照系统，而次要人物晴雯、袭人等，也都有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以袭人为例，她既恪守奴才的本分，全心全意地尽奴仆之职，但也流露出对自己“奴才命”的不满。她对主子极其温顺，似有逄迎之嫌，但她又同情刘姥姥，惜老爱贫，似无势利之心。她对宝玉既有“从”也有“爱”，既有奴仆对主子卑微的恭顺，也有青春少女对恋人真实的痴情。袭人性格内里包含着美丑、善恶的对照，这种对照是由很多二重组合单元互相交叉构成的，因此，袭人的性格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袭人的性格塑造与晴雯的性格塑造，都是非常成功的。她们两人形成一种性格对照，让人感到她们的性格虽然清晰，但又不是一览无余，没有人为的对照痕迹。这就因为她们自身的性格是丰富的，其内部也有对照，也有联结，也有统一，深层结构中蕴涵着许多一家独有的内容。这些内容既确定又不确定，既复杂又深邃。这样，她们的性格外部对照，由于自身性格内涵的丰富，而获得较高的审美价值。因此，一部作品的形象体系，尽管作家可采取多种对照手段，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物性格内部的对照和组合。
（节选自刘再复《红楼梦悟》，有删改）
材料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网络为主的新兴媒体凭借自身的传播时效性和大众参与性，已经超越传统媒体成为主流。在互联网的挤压下，学界和业界对传统媒体唱衰屡见不鲜。这些关于传统媒体衰落的讨论中，有关“报纸消亡”问题的争议，声音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自菲利普·迈耶的“报纸消亡论”开始，学界和业界对“报纸消亡”的辨说一直持续至今。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院菲利普·迈耶，他在2004年出版的《正在消失的报纸：如何拯救信息时代的新闻业》一书中，对美国“全球民意研究中心”的综合社会数据进行了新闻业信任度方面的分析。通过调查数据制作了两个“线性拟合”图，根据图表中显示的受众信心分布和读者数量变化趋势，菲利普·迈耶得出结论，即在2015年大众对于新闻业的信任度会降至零点。由此，他预测——“在2043年第一季度晚些时候，日报就没有读者了”。
一些学者从大众媒介更替的角度出发，认为报纸的发展已经接近后期。也有一些学者和业内人士从商业模式和信息载体的层面进行分析，认为报纸终究会被互联网替代。在国内学者中，刘建明指出，报纸上的新闻转向网络之后，网络报纸已经不能称作报纸，而是网络新闻库。从这一形态上来讲，报纸演变成网络报纸之后，报纸本身就已经消失。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报纸消亡论”是一种夸大的预测，媒介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取代，而是不断提升。世界报业大亨鲁伯特·默多克谈到报业的命运时指出，网站和邮件定制都可以成为报业发展的新领域，报业将在21世纪达到一个新高峰。
国内学者对“报纸消亡论”也表达了反对观点。杨保军从整个新闻传播业的历史出发，认为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扬弃、叠加发展的过程。有了新媒介之后，先前的媒介不一定就会消失。陈力丹也认为，没有任何大众传媒会因新兴煤体的出现而灭亡。他在谈及新媒介环境时指出，纸质媒介总体上会呈下降趋势，但是不会消亡。
关于“报纸消亡论”的争论，学者们的不同看法见仁见智，但对纸媒的忧虑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报纸消亡论”是一个历时性的命题，难以一概而论，尤其是在5G时代到来之后，万物互联，报纸行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既然网络带来的挑战不可避免，学界和业界应该主动采取有力的措施，寻求纸媒与新媒介的融合，积极应对纸媒危机。报纸是印刷术的产物，历经了几百年的历史，而互联网作为科技的新发展，以其巨大的发展态势影响着各个领域。报业人士如何利用互联网，如何定义不同媒介形式的报纸，关乎着报纸的命运。因此报纸的未来走向，尚需拭目以待。
（摘编自赵羽迎《融媒体时代“报纸消亡论”》）
材料二：
未来的市场将是消费者主导，消费者偏好将为产业发展提供导向，因此，出版产业要从满足需求发展到挖掘需求、创造需求，从而做强做大。
A出版社是第一批数字转型出版单位里唯一的一家地方科技社，该社手工艺图书在开卷监控的全国旅游图书市场中，10年都稳居第一。为满足读者的需求，该社在2012年建了手工艺门户网站，联合全国100多所高校备案注册中国手工艺网络大学。这个网络大学，是依托出版社现有千万手工图书读者、中国手工艺教室联盟、线上会员积累、线下加盟连锁渠道，致力用互联网的方式打破中国手工培训资源地域分布不均衡的局面，高效、便捷地向大众提供专业、特色、优质的手工艺在线精品课程。
在这里，流行技法、新奇技巧及时上线，大咖名师提供在线答疑、实时互动，专业课程系统而丰富，多终端、低成本的线上服务可以随时随地开启手工学习模式。
他们的价值就是探索出一个全产业链、一个生态模式、集成商模式，同时在出版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中，也探索出一个新的发展理念，就是出版创造的一个价值。“我们利用这个价值，把价值立体化地去利用，价值又引领出一个新的产业，把产业整个链条有效地拉长。”该社社长说，现在A出版社的手工艺图书从不用约稿，全国所有的版权商都主动找他们，国内的一些名师，包括一些传统手工艺人也都找他们，一定程度上，A出版社成了手工的代名词。“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做产业的价值，最终还是反哺出版。这也是我们做产业最终的目的。”
未来的出版产业，必须立足于未来，才能做好现在，只有主动求变，才能赢得未来。今天，一家出版企业如果想在整个产业的变革中具有成长性，并不是看你能与谁竞争，而是看你能与谁共生。正如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所讲：“中国出版行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地应对所遇到的问题，保持信心、增加活力；运用信息技术，认真总结经验，明确出版态势和发展方向。通过信息技术与出版业的融合发展，把出版工作融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自觉地和科技、教育、经济、文化乃至老百姓的生活有机结合在一起，提供精准的信息服务，把出版工作做好。”
（摘编自王坤宁《智媒时代来了，传统出版人该怎么变》）
案例：某报纸将采访力量全部迁入新闻网站与客户端。原先的新闻专业采编部门，全部改为政情、财经、天下、区情等8个频道，原部门主任改为频道总监。只保留要闻、新闻和专刊编辑部，负责报纸编辑。体制整体转换后，记者稿量增加，新闻时效更快，报道内容更全。报纸因稿量增多，可以优中选优，质量也有明显提升。
材料一：
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可整天待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吗？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摘编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记者：读书能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魏玉山：邓小平同志曾经把书籍比喻为“精神食粮”。读书就是汲取精神营养。读书不仅能够提升一个人的技能，增长一个人的知识，增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对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也能.起到塑造作用。
黄志坚：读书，可以获取信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性情，可以改变一个人、一群人，进而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特别是在当下，互联网飞速发展，信息交互和知识汲取效率迅速提高，文化内容爆炸式增长，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互联网特有的碎片化阅读方式和诉诸感官的视听形态，无形中会助推喧嚣、多元、极化和圈层化的氛围。从这个角度讲，现代人读书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培养一种与书籍这一媒介形态深度相关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让人能沉静下来，更为理性、全面、有语境、有深度地去思考、去认识自己与世界。可以说，一个爱好读书的人，他的精神世界通常会是更加丰富多彩、更为理性客观的。
王蒙：除了读书，我几乎想象不出有一种更好的方式，能全面改善人的精神世界。就我自己而言，虽然读熟悉的书会很愉悦，但我也读一些自己看着费劲的书。比如文言文经典。在开始读《庄子》时，我起码有300字不认识，那我怎么读《庄子》？怎么写有关《庄子》的书？很简单，翻着《辞源》《辞海》，一边查一边研究。这样就把读书变成了一个自我提高和塑造的过程。
记者：读书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王蒙：社会文明程度，会通过很多方面表现出来，如人的礼仪行止，包括说话的方式、讨论问题的方法、对待他人观点的态度等等。一个社会读书多一些，文明程度也会相应高一些。
黄志坚：读书，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它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一本好书是照亮心灵的火炬，是引领社会的旗帜，也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魏玉山：书籍是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传承的最主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传统、传承民族精神、形成共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书籍也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传播的重要工具，读书是一个民族文化创新、科技创造的前提，全民阅读为文化、科技的创新创造奠定了群众基础与知识基础。
记者：您认为，怎样的书算得上一本好书？
黄志坚：什么是好书？作为读者，当然是必须是好看和有用的图书。在书架上选书时，恐怕是要做到四看：一看内容的吸引力，这是最重要的；二是作者的知名度和专业性；三是出版社的品牌；四看书籍的装帧质量和价格。作为我个人，因为我是从事出版工作的，我认为一本“好书”的标准，应该是“两个效益相统一”的产品，即内容好、销售好，就是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同时满足广大读者的实际需求。
魏玉山：什么是好书，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如《水浒》《红楼梦》，在清代曾经是禁书，到当代成了经典。再往前追溯，“四书五经”在秦朝时是禁书，经过汉儒的推崇，逐渐成了后世的经典。具体到当下，好书是因人而异的。对学者而言，知识广博、体系精深、论述深入的书是好书。对普通读者而言，内容丰富、语言通俗的书也是好书。对幼童而言，浅显易懂、朗朗上口的就是好书。但凡一本书，能够为人提供所需要的信息、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能够提升文化的素养、提供心灵的抚慰、砥砺个人的精神，就是好书。
王蒙：我认为一本好书，要语言好、内容深刻，思考问题的角度新颖、高于常人。更为重要的是书的态度，要有大爱的态度、大公的情怀、负责任的心态，要有敬畏心、感恩心、谦卑心、谦让心。正如一个人有品质一样，书籍也有品质，这样的书就会让人爱读并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一：
一夜之间，官员直播“带货”风靡全国。许多政府官员化身网红，为农副产品代言，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带货员”。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背后，是一个包括物流、存储、包装、配送、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产业系统。领导干部的直播间，对接起农户与市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场政府服务的变革。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领导干部做工作不能只是文山会海、发号施令、签字审批、纸上来纸上去，还要走出办公室，走到田间地头，深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实事儿。
不可否认，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兴起于疫情特殊环境，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是新技术的滚滚浪潮对基层治理理念、方式和效能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官员“直播带货”走样变形的情况。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有的地方专门发文搞摊派，有的地方“亏本赚吆喝”，搞成了形式主义。
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新兴形式在初期都有利有弊，这并不妨碍基层治理理念更新与改革的大方向。尤其是这种嵌入移动互联网、利用新技术手段优化行政生态、提高行政效能的有益尝试，拓宽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增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值得大力探索并给以一定的容错空间。
(摘编自翟永冠、唐弢《要带货，更要带新思维》)
材料二：
前不久，南昌市民万女士向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购买了深圳一家贸易公司销售的虾，收到后发现部分虾已经变质，“虾头都是黑的”，她在直播间向商家询问原因时，竟被污蔑为“专业差评”。
无独有偶，今年，某明星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超1亿元，但其中多个产品此前涉虚假宣传曾被处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也显示，消费者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渠道不正等乱象颇为担心。“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板”，是消费者反馈较多的内容。
而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的背后，是部分主播运营公司和主播缺乏足够的产品鉴别能力，有的甚至不问质量、给钱就播。
今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将“ 互联网营销师”列为10个拟新增的职业之一，并专门下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业内人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行业标准，引导直播带货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促进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摘编自《半月谈》2020年第12期)
材料三：
在传统商业体系中，基于用户心理和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包括：20世纪早期出现的“饵与钩”模式，即“搭售”模式； 50年代麦当劳率先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60年代沃尔玛的“超级市场”模式……这些传统零售业的基本商业模式和关键成功因素主要基于LDF：Location(位置)、Detail(细节) 、Franchise(连锁化)。
而在新的商业形态里，零售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变成了SSS： Social(社群化)——企业与顾客不能只是交易关系，必须是社群化的生活伙伴关系，才能生存； Service(服务化)——传统零售的服务仅限于卖场内的便利，未来零售的服务必须提供直达家庭的服务；Supply-chain(供应链)——在渠道决定购买的阶段，供应链体现为采购的强权与压价，未来供应链则体现为对优质供应资源的争夺与供应链关系的维护。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全球商业模式革新的速度始终在加快。搜索引擎、社交媒体、O20、移动支付、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思想和商业模式的诞生，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商业模式从最早的线下实体商店，到后来的线上电商，再到移动互联网电商，此番疫情进一步催热直播电商模式。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的一场颠覆。这不仅体现在渠道、终端、传播、支付等方面，更体现在流量格局的重新分配。流量就是网民的自然访问量，是所有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传统电商需要靠其他网站引流，但是直播电商把直播过程做成内容，本身自带流量。究其原因，是商业生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社会化媒体、即时通讯媒体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信息的无障碍、自由、高保真、即时化的传递及互动。这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域、生活圈的限制，与互联网上的任何个人实现交流。自此，商品售卖不用跨越万水千山，也无须在强势媒体上大搞宣传，只要掌握新媒体的社交化属性，便可相对容易地与目标顾客建立关系。
(摘编自吕本富王静云《直播带货风靡，商业模式升级》)
材料一：
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与人类自身的艺术创作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在于是否用“身体”创作。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之所以是“人工”而不是“人类”，就在于它不具备人类的身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深度学习的应用，人工智能的计算、学习、推理等能力具有了质的改变和提升。但即使人工智能越来越接近人类身体的某些功能，它终究不是人类的身体，而艺术创作与人类的身体具有密切联系。
艺术家的身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动力。艺术创作的触发是由艺术家主体和外部客体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画家郑板桥画竹，正是因为他看到了“院中之竹”后，“胸中勃勃，遂有画意”，这个“画意”就是艺术创作的冲动。艺术家的身体对外界环境具有一种能动的选择性。这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是不同的。虽然人工智能现在也可以通过看图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微软小冰2017年就具有了“看图创作现代诗”的技能，但显而易见的是，人工智能的“看”与人类通过身体的“看”具有本质的不同。人工智能的“看”与其说是一种“看”，不如说是“数据分析”。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所看到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关于事物的数据、程序、编码等内容。通过分析所“看”之物的数据，人工智能再调动内存数据库，找到合适的模型、编程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
艺术家的身体状态影响着艺术创作过程。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整个身体都会进入到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状态。如中国古代诗人写诗之前强调要进入到“虚静”的状态。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其实也是一种实践活动，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将自己的想象、情感、志向、思想等内容通过艺术表达出来。而对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来说，其艺术创作过程仅仅是数据的整合、模型的筛选等计算、推理过程。人工智能并不知道自己所“创作”的艺术为何物，对于它们来说，这些艺术仅仅是冰冷的数字与毫无温度的符号而已。与艺术家有生命的人的身体不同，影响着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是它数据库的大小以及学习能力的强弱。
艺术家在创作艺术的过程中，也在改造着包括身体在内的整个自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当人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毫无疑问，艺术创作也是人类的一种劳动实践，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是把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艺术对象化出来，另一方面对象的特质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对主体形成了某种反作用。正所谓“文如其人”——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人如其文”——人也会受到文的反作用。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过程来说，即使它可以对人工智能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也仅仅是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的经验和情感的积累，而且这些积累是作为一种数据和符号保存在人工智能的储存器之中，这显然与人类本身的艺术创作截然不同。
以上从身体的角度对艺术家艺术创作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区别进行了比较，并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的“身体”不同于人工智能机械化、数字化的“身体”。正因如此，我们才认为人类的艺术创作不可能被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完全取代。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存在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终究还是人类的艺术创作，只不过这里的媒介不再是人类的身体和基本的艺术创作工具，而是变成了具有某种智能的工具而已。所以，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积极作用可以表现为：一、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使得艺术创作变得智能化、模型化与便捷化；二、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可以使艺术品种类更加多样化，让人们的艺术欣赏具有更多选择性；三、为艺术创造提供更多可能性。
（摘编自张新科《艺术、身体与人工智能》）
材料二：
在媒体沟通会现场，技术团队展示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的部分绘画作品，不论是构图、色彩还是虚实，小冰的作品都已经趋近于真人的绘画表达。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从现实的数据学习中融入了一定的情感表现能力，同时，因其对200余位艺术家画作的全面学习，还能在小冰的画作中看到人文历史的独特视角。相关专业人士评价小冰画作：构图很好，静物抽象的涂抹，动物造型的表现能力，艺术的感觉很准，假装不经意的表现。看起来极其不经意，但是该到的点都到了，而且又都能点到为止，整个画面随意而灵动，敢于大虚大实，敢于让很多东西淹没在黑暗之中。
在小冰的命题创作《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系列中，观众可以惊喜地看到很多绘画先贤的“复活”：比如使用弗兰茨·马尔克的笔法绘制的在稻田中停落的飞机；比如好似莫奈绘画的人物徜徉在花海中，远处却是明灭的灰霾城市。可以想见，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一定会给视觉艺术的发展带来更多可能。
可以这样认为，人工智能在创造领域的探索并不应以击败人类为目标，而应着眼于在达到与相应人类创造者的同等水准前提下，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优势，开启“高度定制化”的内容产业未来。
（摘编自“中国美术家网”）
材料一：
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学校特别是小学的“三点半”放学现象，给家长带来了接孩子难的问题，有的还因此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机构，增加了校外负担，导致发生“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可有效解决家长接送难、孩子没地方去的问题；可以充分利用课后时间，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内容；还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截至2021年5月底，全国共有10 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课后服务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与此同时，部分学校的课后服务还存在着课后服务时间偏短、经费保障不到位、吸引力不够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摘自《教育部就“双减”答记者问：缓解家长焦虑情绪，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中国日报网，7月24日）
材料二：
南都教育联盟日前发起了一项相关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如果校外培训机构假期或周末不开课，有近三成家长没想好怎幺办，剩下的超七成家长的安排有这些主要选择：超四成家长会选择为孩子报网课、36.64%的家长会让孩子参与校内课后的学科特色托管班等。
至于为什么给孩子报培训班，调查结果如下：
（摘编自睿艺《校内暑托还是校外培训数据里的民意是什么？》，《南方周末》7月14日）
材料三：
课后服务必须突出育人导向，提供丰富课程，要根据实际情况分年级、分层次、系统性、个性化统筹开设课后服务课程。课后服务一般由本校教师承担，也可积极争取退休教师、学生家长、高校优秀学生、体育教练、民间艺人、能工巧匠、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等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服务力量。此外，要围绕德智体美劳五育内容，征集和开发丰富优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积极利用现有网络资源，免费向学生提供学习资源。
各级教育部门要主动抓好统筹协调，全面指导学校课后服务工作，制定课后服务费标准，做好教师课后服务绩效工资总量增核、完善教师合理取酬办法等有关工作。
（摘编自《江苏教育报》，8月14日）
材料四：
校内课后延时服务推出已两年多了，确实解决了一些家长的“三点半”难题，得到不少家长支持，但仍有担忧的声音存在：有人担心延时服务可能会变成变相的补课，也有人担心延时服务的质量不高。
事实上，在过去的实践中，“费力不讨好”是一些学校课后延时服务面临的尴尬。一方面学校老师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开设课后延时班，为家长下班后接送孩子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学生家长却并不买账，有的嫌延长的时间还不够长，有的不认可延时服务的质量，仍然将孩子送去课外培训班或者托管班。
（摘编自罗燕《课后延时服务咋能叫好又叫座？》，《民生周刊》，2021年第15期）
材料一
如若洪水神话是初民凭空想象的“纯粹神话”，这在个别民族中倒很正常，但世界范围的杜撰和想象，未免太过巧合。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可能——大洪水事件确实曾经发生过？
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地质学家开始着手检验冰河时期的地层淤积物，看它们是否是由单一的某次大洪水所产生，由此科学开始以自己的手段介入神学。
有意思的是，对于洪水神话的研究进程却跟神话本身一样，充满了戏剧性。上世纪60年代末，就在人们普遍从地质学角度否认了全球性大洪水的存在之后，两条美国海洋考察船从墨西哥湾底部钻出几条细长的沉积泥芯，这些泥芯中记录了一亿多年来气候变化所留下的信息。
迈阿密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者各自对此进行了成分分析，结果均发现了海水含盐量在11600年前的一次剧变。他们认为当时北美冰帽的突然坍塌导致大量融冰涌入墨西哥湾，全世界的海洋水位因此以海啸的速度猛增。如果这一猜测成立，则毫无疑问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全球性洪水大爆发。
除此之外，19世纪末曾经流行过另一种企图坐实大洪水事件真实性的理论一一黑海大洪水假说。这一假说由美国海洋学家威廉•雷恩提出，他认为伴随着一万多年前最后一个冰期的结束，黑海里的海水大量蒸发，陆地开始形成，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侧的地中海形成100米的水位差。横隔在两片海域中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在不久后发生决堤。根据雷恩博士的计算，决堤之后每天有500亿吨的海水从地中海涌向几近干涸的黑海，相当于尼亚加拉瀑布200倍的流量，黑海的水位则以每天20厘米的速度迅速增长，海岸线的扩散速度达到了每天数千米。
通过放射性碳同位素年代测定，雷恩认为大决堤发生的时间是距今7000多年前，对于居住在黑海沿岸的人类来说，这无疑是灭顶之灾。
紧接着又有了新的发现，早年间发现“泰坦尼克号”残骸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巴拉德2015年又在黑海底部发现了大量史前人类生活的痕迹，而半咸水生物的存在痕迹最高只能追踪到6500年前，如此迅速的水域咸度变化更是佐证了大洪水的存在。
在黑海大洪水假说被提出的同一年，当时还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我国著名学者朱大可提供了另一种极具参考价值的观点。
他将洪水神话流传最广、最完整的亚洲腹地视作“洪水话语中心区”，而这一区域的中心便是以喜马拉雅山脉为代表的尖锐地域。由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第三阶段（亿万年来）与人类文明史大致平行，而古人类进化链的缺环进一步证实了人类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的闪现断代，因此朱大可认为：板块运动所产生的热量造成了气候的短期异常，冰川的消融使得洪水的爆发不可阻挡。
（摘自《搜狐网》，有删改）
材料二
利维坦按：“作为先民解释未知世界的重要手段，神话几乎在每一片人类所涉足的土地上出现。各时各地的人都会在神话中融八当地环境、风俗抑或是信仰，不断引入的素材将替代神话的原始面貌，故事的梗概容易遭到破坏而变得模糊难辨，早期的特征也会被减弱乃至消除。”
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找寻到一些相似之处，比如意味着毁灭性灾难的世界性神话母题——大洪水。
古时世界上的各民族鲜有文化交流，更何况先人所面临的不可能只有洪水这一灾祸，旱灾、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变化多端，为何只有洪水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之中？
层出不穷的理论解说中接受度较高的有两种。
第一，各民族人们心理状况的趋同性决定了神话的相似。这一理论通常被称之为“题材自生说”。该理论的代表学者德国学者阿道夫•巴斯蒂安认为神话是一种“人的观念，每个民族自身都会发展出一定的思想”，人类心理的统一性——“自发（或初级）思想”决定了包括神话在内的人类文化的相似性。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也认为，各种族或民族“在观念、幻想、习俗和欲望上惊人的相似度”或许可以解释神话的相似之处。
第二，各民族神话的相似性也可能是文化扩散的结果——正如人类文化也是由一个或几个地区发源并向其他地区传播一样，而这一理论也被称为“题材游动说”。德国学者西奥多•本•法伊曾断言：印度文学是世界各民族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唯一渊源，世界各地的神话和民间故事都是从印度传播扩散到各地的。英国学者G•E•史密斯则只承认一个文化传播的中心——埃及。他相信一切神话的源头都来自于埃及，然后才由巴比伦继承并传播开来。
单就这两套理论来说，前者并未对观念一致的深层原因作出充分解释，而只是以宽泛的方法论倒果为因，因此难免显得空泛，缺乏说服力；后者则从根本上抹杀了人类的创造力，把神话和神话的创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做了割裂，同时对于时间顺序的忽视使其显得片面和生硬。两者虽然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意义，但显然都不是最终正解。
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曾有言之：“古代的传说，如果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像梦一样平凡地消失了。但奇怪的是，这种像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睡半醒的梦，预示着真实。”
（摘自《网易号》，有删改）
材料一：
街头随机问一句，王者荣耀是什么，想必多半人都知道这是一款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即MOBA）。游戏中，五路、三路或一路英雄在地图上施展技能、提升等级、互相厮杀，并以率先摧毁敌方基地的水晶塔为最终目标。时常看到在餐厅、电影院门前，三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低着头拨弄着手机，那十有八九是一起“开黑”（组队开始游戏）了，并且不时能听到“我一个技能一千血”之类的游戏台词。
根据2017年4月腾讯互动娱乐年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王者荣耀》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亿，成为全球用户数最多的MOBA手游．，根据腾讯方面的数据，其日活跃用户达5000万。
厦门海沧延奎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谢美兰在班上做过一个小调查，发现全班41名同学里，有一半孩子在玩这款游戏。一些家长质疑说，大量中小学生沉迷于这款游戏，甚至有媒体报道称，该款游戏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
腾讯方面对“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的质疑予以了否认。市场研究机构极光大数据发布的《王者荣耀研究报告》显示，14岁以下用户占3.57%；15岁～19岁的占22， 2%。
对于记者采访时提出的该游戏18岁以下用户数据信息，腾讯方面未予回复，并表示从未发布过此类官方数据。
（摘自《新华社：“王者荣耀”还是“王者农药”：健康游戏不止于防沉迷》）
材料二：
“荆轲就是女的！”谈及历史人物荆轲，在天津市蓟州区上小学三年级的王龙（化名）言之凿凿，言语间都快跟记者急眼了：王龙对荆轲的了解，基于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作为即时对战类游戏，其中的游戏角色多为历史人物，如荆轲、诸葛亮、武则天等。在使用这些历史人物的同时，这款游戏还给这些历史人物设定了一些新的职位与身份。
在这款游戏中，英雄分为坦克、战士、法师、刺客、射手、辅助六类。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分类，游戏中可以查看各种英雄角色的介绍。比如，游戏中有名为“李白”的英雄角色，这个角色是这样定义的：李白，青莲剑仙，定位：刺客／战士，擅长：突进／收割。不仅仅是李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赋予了新的定位，还有如诸葛亮、扁鹊变成了法师，虞姬、李元芳变成了射手。
《王者荣耀》中的英雄角色还有各种造型，如刘备的造型是使用枪支的“黑帮”教父，刘禅变成驾驶机器人的形象，黄忠扛起了大炮，高渐离拿起了吉他，马可·波罗使用的则是双枪。其中最离谱的，则是将荆轲的角色设定为女性。这也是小学生王龙坚持认为“荆轲就是女的”的原因。
（来源《法制网》）
材料三：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药”“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孝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谙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8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弦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摘自人民网：《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材料四：
7月3日、4日，人民网针对腾讯旗下“王者荣耀”连续刊发2篇评论，指出“王者荣耀”的危害性并呼吁政府和游戏制作方加强监管。与此同时，7月4日，“王者荣耀”游戏制作人在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号刊出的访谈中表示，其实，游戏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也能够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会被社会诟病的洪水猛兽，精神鸦片。7月4日，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号消息指出，腾讯将推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实施健康游戏“三板斧”。首先上线的是限制12周岁以下玩家每天只玩一小时，后续还将实现晚上9点后禁止凳录；绑定硬件设备一键禁玩；强化实名认证体系——这“三板斧”将逐步、持续推进。
（摘自搜狐网）
材料一：
《巴黎协定》提出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并努力控制在1.5℃以下的目标。我国正努力探索实现这一目标下的减排路径，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过去十年间，中国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产业、植树造林等一系列举措，向世界交出一份亮眼的减碳答卷。2019年，中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全球占比32%，新增装机容量全球占比48%，分别连续10年和11年位列世界第一。中国清洁能源领域专利数、装机数和发电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投资额连续五年超过1000亿美元。全球50%的新能源汽车、52%的公共慢速充电站和82%的公共快速充电站都在中国，城市公交几乎实现全部电气化。2019年NASA公布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新增绿化面积约占全球1/4，贡献比例全球第一。中国已成为放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速的重要力量。第73届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国在实现自身减碳目标上的投入让其印象深刻，无论是开发低碳技术还是推行减碳政策，中国都发挥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摘自吕剑锋《绿色复苏，中国减碳按下“加速键”》，环球网2020年10月17日）
材料二：
清华大学教授贺克斌在11月3日举行的2020第九届中国盐城环保产业博览会上表示，我国目前实施的空气质量标准中，PM2.5达标标准为年均浓度35微克／立方米，选的是世卫组织最低档的一个达标标准，未来我国的空气质量国家标准会不断提升。“只有大气环境治理和气候治理协同，才能使我们的空气质量逐渐走到高标准，为未来稳定、不反弹的空气质量改善奠定基础。”
现在，很多研究者在开展我国未来空气质量标准提升的研究。例如，目前已有60%的城市达标，未来到“十四五”结束，可能会有80%的城市将达标，到那时2012年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已实施13年，我国是不是应该将空气质量标准提升到新的阶段？我国PM2.5达标标准什么时候从35微克／立方米提升到25微克／立方米，从25微克／立方米再提升到15微克／立方米？
贺克斌表示：“其中一个研究的结果是，2030年到2035年期间，所有城市会达到空气质量PM2.5浓度35微克／立方米的标准。2035年之后，进入建设美丽中国的第二阶段，我们的分析表明，到2050年有可能达到PM2.5浓度15微克／立方米的标准。”
“要实现PM2.5浓度15微克／立方米是非常难的，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治霾和减碳的结合。如果仅仅是单独治霾，要治到15微克／立方米，没有跟碳的结合、跟能源结构的结合，那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贺克斌强调。
（摘自刘毅《贺克斌院士：治霾与减碳的目标须协同实现》，《人民日报》2020年11月9日）
材料三：
在各地减碳行动中，深圳走在了前列。深圳是中国经济发展大市，近五年碳排放只增长了400万吨，主要因为深圳优化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单位产出增长和碳排放开始逐渐脱钩。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介绍，建设坪山新能源汽车基地是深圳降低燃油车排放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深圳上万辆公交巴士和出租车完成替换，这些年的替换效应相当于1万辆公交巴士和出租车替代60万私家车产生碳排放当量；深圳淘汰低端企业上万家，鼓励发展高附加值和新能源产业；深圳还最早在全国设立生态县，规定内的土地不能开发，并且不断恢复被破坏的植被，建设生态景观林，对空气和碳减排有很重要的作用。实现碳中和的关键之一是减少煤炭的使用，自“十一五”以来，中国在每个五年规划中都确立节能减碳的约束性目标，并分解到各省区市，强化各级政府目标责任制。为实现达峰目标，生态环境部表示，“十四五”规划将有一系列硬措施，不仅包括指标设定，还包括更好地借助市场手段，综合运用科技、财税、环保等政策，更好推进高质量发展。
（选自凤昇、张悦《减碳按下快进键》，《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1 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