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无“我”
钱谷融
艺术活动，不管是创作也好，欣赏也好，总离不开一个“我"。在艺术活动中，要是抽 掉了 “我”，抽去了个人的思想感情，就不成为一种艺术活动，也就不会有感染人、影响人 的艺术效果了。
当然，离不开“我"，并不是只有“我"。“我"是时时处在“非我'‘的包围影响中的“我"。 所谓“非我”，就是“我”以外的一切人以及包围着“我”的客观现实。
文学艺术总应该是生活现实的反映，而不能只是作者的自我表现。但文学艺术的反映， 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反映，它必须是具体的，形象的反映。不使自己化为张三李四，不感受体 验着张三李四的思想感情，就写不出张三李四来；不使自己融入客观现实之中，不呼吸着客 观现实的气息，不感受着客观现实的脉搏，就写不出生动的客观现实来，所以，创作者首先 必须要有一个“我”化为“非我”的过程。
另一方面，文艺作品之所以要写出张三李四等任务来，要反映客观现实，不是无所谓的， 不是为张三李四而写张三李四，为反映客观现实而反映客观现实；他是有目的的，是为感染 人、打动人而写张三李四，为影响现实、改造现实而反映现实的。所以，艺术家又不能使自 己完全化为张三李四，完全没入客观现实之中，而一旦仍要不失“我"之所以为“我"，要 能在对张三李四的描写中，在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中，表现出“我"的鲜明的是非爱憎之感来。
所谓要在“非我”之中表现“我”，无非就是要在作品中渗入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而这， 我认为正是创作的主要之点。创作者正是为了要表现他对周围人物、对客观现实的态度，表 现他对社会的歌颂或抗争，才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在创作活动中，决不可无“我”。
表演艺术最能说明这样创作的辩证法。俗话说“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演员演岳飞应 该像岳飞，演秦桧就应该像秦桧。但只是像岳飞像秦桧，而不能也不应该使自己就变成岳飞， 变成秦桧。演员不应该完全丢掉自己。他应该让人透过他的表演，感知到他对他所演的角色 的爱憎感情，而完成他的最高任务。
对于欣赏者来说，他所面对的是一件艺术品，是一个艺术世界，要能欣赏它，首先必须 走进这个世界中去。不跑进去，而只站在外面，站在旁边，那是既不能领会作品中人物的思 想感情，也不能领会作者创作的意图和甘苦的。但是叫你跑进去，并不是叫你去跟着作品中 的人物跑，把作品中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当作你自己的思想感情。也不是叫你完全听任作者的 摆布，对他所表现的是非爱憎态度表示绝对的顺从。而是应该走进这个世界。不能迷失在这 个世界中，要发现这个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要能在这个“非我"世界中，找回你的 自我来。要对作品中人物的所作所为，对作者所灌注在作品中的是非爱憎之感，表示出你个 人的独立的态度来，显示出你的鲜明的个性——“我”来。所以，在欣赏活动中，也不可无 “我” ．
艺术活动不可无“我”这一特点，可以最鲜明地从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首先要有一 个体验的过程上看出来。对于创作者来说，不但在他提笔之前，必须先有丰富的生活、真切 的体能；就是在他提笔之后，他的思维过程、创作过程，也还同样是体验的过程。他必须有 一种如同身临其境、亲见其人的感觉，才能进行创作。对于欣赏者来说，他要是不能首先体 验创作者所灌注在这一作品中、灌注在他的人物之上的思想感情，他就不能领会欣赏这一作 品。而他的领会欣赏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体验的过程，至少是同体验的过程不可分的。总之， 要是没有真实的体验，缺乏一种“感同身受”的态度，不把“我”浸染于其间，那是艺术的 门外汉，既谈不上创作，也谈不上欣赏。
屈原的人格美
林庚
一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在此之前我们只有《诗经》一类的民谣，而且都不知道谁是作者。作者的人格既少表现，所以作者不为人所重视，也不会使人发生兴趣。屈原是第一个改变了这种趋势的人，他使得诗坛上从此有了诗人，他在诗之外争取了人的地位；人不仅是诗的材料，而且人本身就是诗——这就是屈原首次带到诗坛的事件。
屈原伟大崇高的人格，无疑表现在他的作品上；然而我们今日提起《楚辞》，或提起屈原，这诗人所唤起的印象要比那些作品更集中、更明快。历史上无数的诗人正是为这个追求而努力，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都因此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从那些作品里认识了诗人之后，诗人便成为一首无言的诗；我们因此感觉到一个人格的存在，一个更明快、更无尽的力量。这人格是一切诗人共同的向往，诗坛才成为一个人生的修炼所。
二
屈原伟大的人格，正生在一个热情求真的时代，先秦诸子思想的光芒，使人生从此成为一个崇高的醒觉；在这些光芒当中，屈原所受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的，毋宁说更是感情的。有人以为屈原是儒家。然而孔子所最崇拜的周公，屈原却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孔子所最提倡的中庸之德，屈原更是背道而驰。屈原与孔子性格完全相反，然而屈原却与儒家的另一个思想家性格相投，那便是孟子。
孟子的思想形态是“浩然之气”。而屈原所谓的“中正”，便是孟子的“浩然之气”；屈原的“与天地兮比寿”，便是孟子的“塞于天地之间”。而屈原与孟子因此又都同样地具有一种感情上的诚意。孔子是生于先秦思想刚开始的时期，孟子则生于先秦思想最澎湃的时期。前者多少还有一点保守的色彩，至于孟子的时代则完全是进取的。这所谓进取，也就是对于真理的彻底的追求。这些真理的追求者，在理智上虽不见得相同，在感情上却正是一致的，那便是勇于求真的信心。庄子、孟子、韩非子，无一不是把全副的诚意放在真理的认识上，这就是屈原所受到的感染。
屈原不是一个思想家，然而在历史上他却比思想家更重要。秦汉以来，中国文化曾受三种力量的支配，一是儒家而近于法家的荀子，一是道家的庄子，一是“楚辞”。荀子支配了汉代，庄子支配了魏晋，《楚辞》则自建安以至盛唐莫不受它的支配。前二者只是固定的思想，而后者带来的却是一个真实思想的精神。只有唐代能于先秦之后，独成一个灿烂的文化时期，那正是《楚辞》的力量，在说明着屈原人格的启示。
屈原的一生都在奋斗之中，他斗争的对象，就是当时楚国的贵族政治。他虽生活于宫廷之中，却厌恶反对那宫廷里的一群人，这就是屈原所以永远显得如此寂寞的缘故。宫廷里的那班人都不能真正了解屈原、支持屈原。在那贵族势力掌控的宫廷中，屈原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所以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贵族制度行将崩溃的前夕，那些人还在醉生梦死、昏天黑地地过日子，屈原却在那里痛骂自己所属的这一阶级。我们这样了解他的独清独醒，屈原才是一个真正的醒觉者。因此他与宫廷之外的人民正是站在同一个方向的，这就是伟大的屈原，当他感到孤寂的时候，其实正是他最有力量的时候。
三
屈原生于战国纷纭之际，一般的人生观大都趋向于随机应变的巧捷机智。在那纵横离合的漩涡中，谁都只顾到当前的利害问题，谁也不肯再放眼于更远大的方面去。这便是当时思想界普遍的苦闷。孟子力竭声嘶地喊着“舍利取义”，那便是对这同一苦闷的反映与反抗。他们在这共有的苦闷上必然要统一成一种共同的力量，这力量乃是一种任何伟大思想家必具的坚定的人格美。屈原就在这人类共同的品行上表现出一种更为典型的集中的卓越的感情。
屈原厌恶巧捷机智的情绪，这在作品里时时表现着。屈原因此对于这个时代寄予一种同情的怜悯。时俗虽然失去了自主的力量，但是那醒觉的认识仍然是人生高贵的品行。屈原的伟大，便在于带来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而诉之于一种可喜的力量。他不是一种哲理而是一种哲理的感情，他在《橘颂》里说：“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这可喜的便是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这情操在《离骚》里随处可见。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因此为那苦闷的时代，带来希望的感情，这便是那时代的苦闷对于屈原的磨炼。我们在这里乃获得生活上更长远的热力。在人生的旅程上我们本都是真理的向往者，我们都应当是一个醒觉的追求者。屈原正以这种力量唤醒了一代人的耳目。屈原用了无数华贵的诗句、纯洁的比喻，这些都流为后人辞藻的装饰。然而在屈原却不是装饰，他只是一种自然的呼唤，一种生命走向真理、走向永恒去的光明与美丽。那正是真与力的合一，美与善的交织，他因此感动了无数的人们。这伟大的人格，就这样，永远成为一首解释不完的最美的诗章。
（摘编自《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宇宙大爆炸的火球有些像核爆炸的火球，但核爆炸的火球热量在一小时、一天或一周内就会消散开来。相比之下，大爆炸的热量就无处消散了，只能在宇宙中徘徊。事实上，宇宙里也只有大爆炸的产物。时至今日，大爆炸遗留的热量仍充满宇宙，围绕着我们。在过去约 140亿年的膨胀中，温度已然冷却下来，大爆炸再也无法发出可见光，只能释放出一种不可见的光，即微波辐射。
微波对你而言一定不陌生，它被应用于加热食品、手机通信、传播电视节目等领域。如果你用过老式电视，当你切换频道时，中间会有画面停顿现象或者雪花出现在屏幕上，约 1%的画面停顿和雪花可能来自大爆炸产生的微波辐射。这些微波在被你家电视天线捕获之前，已经在宇宙中飘荡了约140亿年，上次它们接触到的其他事物是宇宙开端的那个火球。
事实让人震惊，宇宙中 99.9%的“光”，也就是光子都来源于大爆炸，仅0.1%的光子源于恒星以及星系。这就是宇宙最为惊人的特征：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如果你有双能看见微波的眼睛，那么你眼前的世界，包括空空如也的空间都会发出白亮的光。你就像住在一个大灯泡里。科学家直到1965年才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而且完全出于意外。
但是，我们周围的所有事物都会发出微波，我们难以分辨哪些是大爆炸发出的。这正是 1964年新泽西州霍姆德尔的两位科学家阿尔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碰上的难题。这两个人被巨型喇叭状的微波探测器吸引到贝尔实验室工作。他们想用探测器研究天文学，探测疑似围绕银河系的超冷氢气。由于他们预测该气体微波十分微弱，所以首先他们要测量其他微波源，如近处的树木、建筑、天空，甚至是探测器本身。然后他们再将这些干扰源剔除，剩下的可能就是需要的微波信号。
但当他们把所有干扰源都剔除后，仍有稳定背景噪声。这样的微波应当是由一种温度比绝对零度约高 3摄氏度，即约零下270摄氏度的物质辐射产生的。最开始，他们认为这是纽约市发出的微波。但是，当他们将探测器的喇叭口对着天空或者背对纽约市时，噪声依旧存在。然后他们又猜测微波源应该是太阳系中的一些会发出无线电波的天体，如木星。但几个月过去了，地球沿轨道绕太阳运转，噪声依旧稳定不变。他们甚至想过这是不是附近核弹试验产生的高速电子飞入大气产生的背景噪声。然而，这种背景噪声一直很稳定，不随时间改变，这并不符合任何猜测的特征。
最后，两位天文学家将目光锁定在两只鸽子上。它们在探测器狭窄的底部建了个鸟巢。因为探测微波用的电子设备也固定在“喇叭”的底部，而这些设备会散发热量，所以鸽子们选择了这个舒适温暖的住处，这是在新泽西州度过严冬的最佳住所。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鸽子们在微波探测器的表面覆盖了一层白色的电介质，即大家熟知的鸟粪。那么，是不是鸟粪发出的微波造成了这稳定的背景噪声呢？
两位天文学家捕获了鸽子，还附上推荐信把鸽子送往别处安家。然后他们穿上长筒靴，拿着扫帚钻进“喇叭口”里收拾干净鸟粪。但是结果与他们的预期相反，稳定的背景噪声仍旧存在。
直到 1965年的春天，他们在天文学上仍一无所获。一次彭齐亚斯给他一个科学家朋友打电话，忍不住向朋友抱怨他和威尔逊在霍姆德尔遇到的倒霉事，结果他朋友一听这事，立马来了精神。他朋友先前听过理论家詹姆斯•皮布尔斯的演讲，演讲中提到普林斯顿大学正在进行一项实验，旨在探测大爆炸余晖的热量。普林斯顿大学离霍姆德尔只有30英里的距离，彭齐亚斯一放下电话，立刻就给皮布尔斯的导师、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迪克打了个电话。迪克当时正在办公室里吃便餐，研究小组成员都和他坐在一起。迪克刚放下电话，他扭头对他的同事们说道：“啊哈，咱们有料啦！”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由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的微波辐射与绝对零度以上 2.726摄氏度发出的辐射相匹配。“大爆炸余晖发出的微波辐射与你家的微波炉发出的微波一样，只是能量低得多，”史蒂芬•霍金这么解释道，“不过，用它来加热比萨的话，只能加热到约零下270摄氏度。呃，这连解冻都不行，更别提烹饪了！”
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因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证明宇宙起源于大爆炸，从而荣获 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人问，那两只鸽子后来怎样了呢？鸽子有归巢的习性，所以它们又飞回霍姆德尔探测器了。没办法，就只能把它们处理了。但是，它们的鸟粪却名垂科学史，广泛流传在各种天文学著作中。这个乌龙事件应该是科学史上对鸟粪最大的一次误会。
（摘编自〔英〕马库斯•乔恩《宇宙大爆炸的余晖》，孔令稚译）
关于黄土高原的形成过程，“水成说”“风成说”等观点争论了100多年。到今天，已故著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先生创立的“新风成说”已基本成为共识。按照新风成说的理论，黄土高原的形成过程，与建造一个永久性舞台的过程非常相似。
搭建舞台第一步是选地基。黄土高原选中的地基是鄂尔多斯地块，这是七个非常古老的地质单元，而且自形成以来就以稳定著称。建造舞台的第二步是在地基之上砌盖主体结构。那么主体结构的材料从何而来呢？青藏高原隆起后，对天气环流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导致东亚大陆季风气候开始形成。从距今300万年开始，因为干旱少雨，年温差、日温差都很大，中亚地区地表物质的物理风化非常强烈，导致岩石破碎，逐渐形成面积广袤的戈壁、沙漠，进而产生了大量粒径小于0.25毫米的颗粒物——这就是用来搭建黄土高原的材料。
地基选好了，建筑材料有了，由谁来开始搭建呢？此时季风作为“建筑师”出马了。由于地球自转和地球上太阳辐射的不均匀性，地球上会产生沿纬度分布的风带——南北纬30°和赤道间的东南信风和东北信风带，南北纬30°到60°之间的西风带。青藏高原强烈隆起后，这就迫使西风带分成南北两支，南支沿喜马拉雅山以南向东流动，北支沿青藏高原北缘向东流动，并向南扩展到大约北纬30°左右。它首先经过的是比较干旱的地带，一定的气象条件下，风会把地面的颗粒物吹扬起来，沿着山间低地形成的通道直接输送到今黄土高原地区。在到达黄土高原地区时，风力渐渐减弱，于是粗颗粒先被抛撒下来、然后是粒径中等的颗粒、最后是小颗粒物，所以今天黄主高原上粒径由大到小的沙黄土、黄土、黏黄土由西北向东南（与风的方向相吻合）呈明显的带状分布。辛勤的“建筑师”就这样夜以继日、年复一年地搬运着、抛撒着、堆砌着。直到向南遇到秦岭、向东遇到太行时，它才不得不停止工作。最终，在稳定的鄂尔多斯地块上，一个土层深厚、宽广辽阔的黄土“大舞台”基本成型。
上苍费尽心力打造的黄土高原，又能给人们提供怎样的生活环境呢？从气候条件上看，黄土高原地区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冬春寒冷干燥多风沙，夏秋炎热多暴雨，绝对称不上气候宜人。从自然灾害的角度来看，黄土高原上曾发生过地震、山崩、水旱风沙灾害等等，灾害种类之多、频率之高、危害之大在全国各大地理区中都位居前列。在如此条件下，可为什么黄土高原上的人类活动可以一直追溯到200多万年前？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邦国到王国到帝国一直绵延不绝？
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汤因比，曾提出文明起源于“挑战——应战”的理论。他认为文明不可能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自然萌芽，而是在面临外界挑战时的不断应战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种挑战不能太过微小，否则激发文明反弹的能量和活力也很小，因此某些文明数千年来都处在停滞发展的阶段，比如非洲、澳大利亚等地的原始部落；挑战也不能过于巨大，以至于超过负荷，这样也会导致文明发展中途停滞或天折。从这个角度来看，黄土高原正是符合“挑战——应战”理论的绝佳之地。
虽然气候谈不上宜人，黄土高原的气候也并非严酷到无法生存。虽然历经自然灾害侵扰，但黄土高原地城面积广大东西跨度的11个经度，南北跨度约6个纬度。高原之上不同地方的地理环境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也不存在无法逾越的地理隔绝，所以在环境变化或发生灾害时，人们总有辗转腾挪的空间。
对黄土高原上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农业的起源。在距今约12000~11000多年间，人类文明面临了一场巨大的挑战。当时地球本来处于温暖的间冰期，却猝不及防地发生了一次急剧降温，在短短几十或是十几年间，地球平均气温下降了大约7~8℃。在这种急剧的环境变化下，植物大面积死亡，原有的很多动物或灭绝或向南迁徙了，原始人类可以采集到的果实、种子等食物，可捕猎到的猎物，都大量减少，人类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靠天吃饭的采集和渔猎已经濒临绝境，不甘心就此灭亡的人类只能另辟蹊径。于是，在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先民们开始驯化粟、黍，原始的旱作农业就此萌芽。
农业起源了，但只有土层足够深厚，才能让随生于其上的农耕活动持续进行下去。如果土层太薄，在耕种了几季之后，就会触到基岩层，无法再进行农耕活动。在黄土高原上，这根本不成问题。黄土高原上黄土一般堆积厚度在80至120米，最大厚度超过400米。黄土还具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性，即“自肥性”。20世纪初美国地质学家庞波里在考察过我国的黄土后，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中国辽阔的黄土带，几千年来农作物几乎不靠人工施肥就可以年复一年地种植。正是在这类土壤之上，稠密的人口继续不断地生长到它强大支持生命能力的极限。”
就这样，黄土高原地区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新石器时代到周秦汉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里人口稠密，农牧业与手工业发达，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陕西西安和其附近的咸阳是西周、秦、西汉、隋、唐五朝的国都所在。但在中华文明的创建过程中，黄土高原从来都不是舒适安逸的“伊甸园”，也不是隔绝一切危机和挑战的“庇护所”，它更像是一个广阔而坚实的“舞台”，让历代以来无数的中华儿女登上它，在一次次面对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激发活力、积极应战，并锤炼出与众不同的适应能力，最终创造出了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经久不衰、文明载体始终如一的中华文明！
（摘编自《黄玉高原，上苍为中国天特制的舞台》，《中国国家地理》2017年第10期）
尽管甲骨文常让人想到“古老”二字，但在甲骨文的研究历程中，各种前沿科技的运用屡见不鲜，并为甲骨学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甲骨学与计算机的结合就是这样的例子。早在20世纪80年代，甲骨文字的计算机编码研究就已展开，通过创建专门的字库、设计专用的输入法，甲骨文得以进入数字空间。20世纪90年代开始，两岸三地的甲骨文数据库次第兴起，各具特色的数据库不仅丰富了甲骨文的信息存储和管理方式，也促使甲骨文研究模式开始从纸质化向电子化转变。这些基础性先导工作，既是在甲骨学和计算机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同时也昭示了学科协同的无限可能。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推动甲骨学与计算机深度结合。人工智能使得计算机功能更强大，与甲骨学结合的领域更多样化，涌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比如，利用计算机缀合甲骨，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有学者发文探讨其可行性。受当时算力和算法的限制，一直难以取得实际效果。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近年来，已有多家机构实现了突破，这一设想终于成为现实。再比如识读甲骨文，过去只能依靠古文字学家的眼目，而现在有些小程序利用手机拍照功能，便让普通大众也能认出一些甲骨文。除此以外，甲骨图像校重、甲骨材质分类、甲骨文字体辨识、甲骨文残辞预测等等，这些过去只有甲骨学家才能涉足的领域，现在也都可以看到计算机的影子。
在甲骨学与计算机深度结合的背后，还有着更深的学科发展背景。放眼世界，“人工智能+古文字”的浪潮正席卷而来。以色列发现的“死海古卷”曾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人工智能通过“虚拟拼图”帮助残卷复原，又通过辨析古卷上的笔迹类型，推测出“死海古卷”的撰写人数。著名的人工智能团队Deepmind与古希腊文专家合作，不仅使得古希腊文字的修复准确率不断提高，而且还确定了这些文字的书写时期。所以，甲骨学与计算机的深度结合；也正是这一波浪潮中的一朵浪花。
为什么人工智能会与古文字碰撞出如此多火花呢？因为二者有很多天然的契合点。人工智能近期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恰好能与古文字密切联系起来。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人脸识别运用的是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技术，所有古文字本质上都是一种平面图像，识别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再如，运用广泛的语音识别、机器翻译，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而古文字是古代语言的一种书面形式，当然也可以成为自然语言处理的对象。还有大家经常用到的搜索引擎，背后都有知识图谱的加持，利用其中蕴含的知识，搜索引擎才越来越智能。而古文字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语言、历史、文化等知识的应用。结合知识图谱技术，便可以让这些知识服务于古文字研究。可以说，人工智能取得重要突破的这些领域，自然而然会让人与古文字研究发生联想。
在人工智能的助推下，古文字与计算机已经从初步连接开始走向深度结合，“计算古文字学”正在路上。与计算机素有渊源的甲骨学，无疑又走在这一深度结合的前列，“计算甲骨学”已经启航。伴随着这种深度结合，新的合作模式正在成型，新的发展特征正在显现。
（摘编自莫伯峰《“计算古文字学”正在路上》）
在中国古代，依附传统经学之文字训诂是汉语虚字研究的主要手段。尽管语言学的研究早已指出，古人讨论虚字的另一途径是将其作为文论中的修辞、文章作法，但相关话题似乎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因此，要通解此议题，在经学传统外，还需将其置于同样强大且形态鲜明的古文辞传统下，厘清古代虚字论的发展脉络。
汉代以来，随着文章修辞观念的加强、语句的由简趋繁及偶对句式的逐渐流行，虚字渐为文家所看重的，主要是补足语句和黏合文脉的作用。特别是魏晋之后，排偶进一步发展为古文辞的重要语言形式，对偶句式的密集运用，易导致文章的意脉切割和层次弱化，因此虚字在语句和结构之间的黏合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由此不难理解刘勰对语助“弥合文体”作用的揭示，他强调在“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在文章结构脉络的层面揭示出虚字连缀文句、衔接意脉的作用，这既是对汉魏以来文辞创作及语言组织规律的总结，也为古代虚字开辟了一条辞章学的诠解之路。
中唐以降，文坛主流文体由诗赋、骈文向句式更为灵活的古文转变，善用及多用虚字成为此时期古文辞创作的一种倾向，特别是宋人，尤擅长运用语气助词。相应地，唐宋两代虚字论的一大进展，便是以语音为切入点，其理论资源当可追溯至汉以来经学训诂中的声训法，刘勰就曾指出《楚辞》“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语助余声”的说法发展到唐宋时期有两个主要趋向：一是唐人从言语和口气出发，将虚字的发声和语句的尽意结合。二是宋人归纳虚字迭用法，将《诗经》《楚辞》数句迭用“兮”字的修辞效应类推到古文中。同一虚字在句末反复出现，是唐宋文家重视虚字技法的极致化表现。从修辞效应来看，所谓古文的“起八代之衰”，虽然在语言上淡化了骈语俪句的齐整节律，但借助虚字的技巧化运用，尤其是句尾虚字的重复使用，也可获得散体文独特的节奏感。
元明时期，古文辞的发展基本上以宋代所奠立的古文之学为框架，其中一个方向是在创作论层面，强调如元人郝经、明人唐顺之所揭示的文章有法及以法为文。虚字在此背景下被进一步理解为文法要素，并成为以写作为导向的实践型文章学之重要构成。明人对此认识得更为清晰，晚明文法汇编收录《助语辞》及《文则》的虚字论部分，并视为习文必要之“操觚字法”，表明虚字作为文法的观念在明代得到强化。至清代，尽管出现了“训诂派”与“修辞派”的分庭抗礼，但事实上，如刘师培所说，“高邮王氏、雒山刘氏，于小学之中，发明词气学，因字类而兼及文法”，王、刘二氏的虚字训释也兼顾文章修辞，而体现出训诂与辞章相交叉的特征。
综上所述，古代虚字论的发展基本围绕训诂和修辞两条路径展开。“语助余声”及“弥合文体”两种说法，代表了中世文论对虚字修辞功能的基本认知，也推动古代虚字研究从经学中的字类训诂到古文辞作法的转接。宋元以后，随着文法论的推进，虚字被作为“操觚字法”而纳入近世实践型文章学的建构之中，进而影响清代“因字类而兼及文法”的虚字释义范式。
（节选自龚宗杰《汉语虚字与古代文章学》有删改）
相关内容为例，说明了虚字作为文法的观念在明代得到强化。
D . 文章中多处使用了“似乎”“主要是”“基本上”等表述，充分体现了议论文语言的严谨性。
极致化表现。
儒家哲学的精神是儒家哲学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常常表现在以和为贵、以民为本、以生命为中心等观念上。那么，儒家哲学中是否存在着能够统领、范导上述诸观念的更基本的观念?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认为这个更基本的观念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儒家哲学根本精神的观念表达，是源自儒家哲学最高范畴的要求。儒家重“仁”，但“仁”只是儒家伦理的最高范畴，而不是儒家哲学的最高范畴。儒家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从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主张来看，道在孔子思想中占据最高地位；宋明理学重“理”，而万理之“总稽”是“道”，就此而言，新儒家的最高范畴也是道。儒家所谓道，不同于道家之道。道家之道是“有”与“无”的联结者，而儒家所谓道，则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一条“无过无不及”于某种边界的道路，这个边界，就是《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一范导性原理，落实到伦理领域，形成的是一种以“万物一体之仁”为基本原则的、超越人伦关系的伦理学。
仁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但孔子之仁的核心之意是“爱人”，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开启了对儒家之“仁”的转进。这种转进的关键，是将仁置于天之所“命”的视域之下。天之所命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原则的范导下，儒家之仁的范和内涵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思孟学派那里已初见端倪，而在宋明理学中，不仅仁所指向的对象由亲、民扩展到万物，仁的内容也有多维扩展。宋明儒者中，有以“觉”“感”论仁者，有以“生意”“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论仁者，有以“公”论仁者。这些关于仁之内容的新论断，看似松散无绪，实则统一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所统摄的“仁”，宋儒称之为“万物一体之仁”。万物一体之仁要求“仁”应以“万物共生”为念。以万物共生为念，仁的对象就要从人扩展至万物；以万物共生为念，仁就要重视知觉能力的扩展；以万物共生为念，仁就要重视化育万物、重视生生；以万物共生为念，仁就要克服一己一类的利、欲之蔽，强调公而不私。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一范导性原理，落实到政治领域，形成的是一种以“大同”为理想、以“道治”为路径的政治学。
儒家所期望的社会，是体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理想的大同社会。王道之治、协和万邦乃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折射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要求。儒家理想社会的实现，不能完全交给自然，它需要人的刚健有为，需要人的厚德载物。
落实高远理想于现实，离不开具体的路径。对于这一路径，《老子》的描述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我们可以加之以“失礼而后法”。《老子》对道之“下落”持批评态度，但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表明，这就是“道”向下落实的具体路径。儒家主张的政治秩序，直接地受制于礼、法，间接地受制于仁、义，根本上则受制于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道。礼法如果有悖仁义、有悖“道”，就必须以“道”为最高标准进行调整。就此而言，儒家乃至中国政治的最高原则是“道”而不是“法”，其社会治理最理想的方式是“道治”而不是其他的“治”。这一点，即便在重“法”的法家那里也是成立的。“法”要循“道”，就要保留某种相对灵活的机制。
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想宇宙秩序的向往，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之基，是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之据。源于儒家之“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价值，是动力，是道路，是儒家哲学的根本精神。
（摘自2022年02月14日《光明日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
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有删改）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所有科学文化与社会系统思考的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人类文明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经过几次科技与工业革命，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物质丰富了，社会繁荣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类不仅成为大地的“主人”，而且还扩张到了海洋、太空。
然而，人类“自我”的无限制地膨胀，破坏了自然的生成规律，破坏了地球乃至宇宙发展的规律，造成了巨大的副作用，严重地损坏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现代生态学以及由它衍生的生态哲学、生态社会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等等，注重人同自然的有机整体关系，把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境作参照，从而审美地把握人与自然的发展前景，把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定位于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这一人类发展最高目标的维护和守卫，是对于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坚持与追求。
生态文学是现代生态学思想和文学艺术形式的有机结合，是现代生态学的一个派系。生态文学鲜明地宣扬关爱自然、维护自然环境和呼唤绿色，它与一般传统文学的最根本的区别是，摒除“人类中心主义”的“人道主义”，主张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和谐关系，强调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具有自己价值和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否认人是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等思想，就体现了深层生态学的观点。一位国外生态学者认为，人类未来生存环境的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或者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海德格尔说过的一句名言：“充满才德的人类，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天地。”这是多么美好的高尚的理想啊！无疑，生态文学是为这一理想而努力的。
生态文学的产生，给当前的文学存在所面临的危机带来发展的生机。自20世纪中叶以来，无论是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出现了主流文学或严肃文学边缘化、文学死亡论等说法。这是因为许多作家、批评家认为，文学已失去社会教育功能，作家已不再是人们的精神导师。他们说，作家的写作纯粹是“个人”的事情，是为自己写作。因而诸多文学作品的内容主要是日常生活琐事，或是世俗的男女情爱的纠葛，或是市场经济的角逐，等等。作品的视野狭窄，格调低俗，虚情假意，缺乏情感的震撼力与思维深度。真正有良知的作家，从来关注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以外的世界与现实社会生活，他们绝不把文学当作“自我”宣泄的工具，而是作为影响大众和民族的一种有效力的手段。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临近晚年还一再表示：“作家的作用并没有结束，并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20世纪，于钝痛中……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人文主义的贡献”。生态文学以广博的视野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用崇生、惜生、护生的思想，使文学承担起社会责任，发挥审美功能，让读者在美的享受中得到精神的升华。
生态文学作为后现代的一种艺术文化，同其他一些后现代文化一样，表现出对“现代主义”文明的反思，从人的生态存在的高度检讨了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副作用与危害性，并以悲观的观点否定了“现代性”。从许多生态文学作品来看，生态文学作者的思想倾向是批评性的，同经济效益论者、全球化社会学者等的看法是相悖的。尽管他们的观点过于偏颇，他们的思想感情流于消极与伤感，但提出的问题，批评的某些现象和事实，却是值得当代人审时度势的。
（摘编自杨传鑫《绿色的呼喊——20世纪生态文学略论》，有删改）
《流浪地球2》的“数字生命”能否突破次元壁，照进现实生活？
随着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的上映，许多硬核黑科技纷纷登上银屏，数字生命就是其中一项。那么，现实世界中的数字生命究竟为何物？
有关“数字生命”的研究历史悠久，而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兰顿提出了“硅化生命”思想，并将人工生命确立为一类独立的研究领域，即“数字生命”。
何为“数字生命”？简而言之，就是将人类的意识以计算机程序的形式存在于随机存取存储器环境中，使人类的思想意识脱离躯体而独立存在。这需要具有生命体征或行为的人工系统，以计算机作为媒介来创造新的生命形式。这里澄清一点辨析的误区，人工智能是大数据算法创造的机器生命，它之所以能够具有科学生命体征和行为，来自于人类仿生学的应用，AI并没有人的意识，所以和数字生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这一区别从影片中也可以看出，“550-W”基于对图丫丫“人在回路”的学习，不断迭代进化。这就意味着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一旦有了数字生命的介入，便可将机器意识与数字人意识相结合，由弱到强实现进化。通常情况下，机器学习过程都是基于数据的黑箱，人类只负责调整参数和数据集，无法了解和干涉计算机的学习训练过程。而“人在回路”学习指的是人（数字生命）融入了整个计算机系统，参与机器学习的过程。
制作数字生命的前提工作繁杂，存储人类生前记忆需要高精度仪器拍摄大脑结构快照，制作出完美的脑机接口才能实现机器与人类大脑的长期脑波交互，记录各种意识活动对应的大脑运作模式，脱离于人脑自主重建人类意识需要成熟的全脑仿真技术进行思维拟合。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拥有极强算力的设备支撑数字生命的持久运作，否则就会像影片中图恒宇在550-A中上传图丫丫备份卡，数字图丫丫只能获得两分钟的寿命。但从当前现实情况来看，上述一系列工作，目前仍仅能在科幻电影中能够完成。不过，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实现用计算机模拟生命行为和关键特征进行自行迭代，遵循生物基因遗传进化的规律。
影片中马兆蛤图恒宇的个人意识数据备份卡是一个随机存取存储器，内部的核心部件“类脑芯片”是“数据生命”能够产生的关键、类脑芯片的基本架构就是模拟人脑的神经突触传递结构，模仿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具有无数类似于神经元的处理器和类似于神经纤维的通信系统，其在整个数字生命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可以类比手机芯片在手机内部发挥的作用，集全部功能于一身，人类被储存在备份卡中的意识会在类脑芯片驱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得以延续乃至“成长”。
虽然当今世界技术水平还无法达到影片中能够将人的意识储存为备份卡上传，但“初级数字生命”已经能够实现，围绕它展开的产业也已经延伸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个领域。3D数字人公司优链时代研发的3D云阵相机就是其中的代表，已经应用在科研教学、品牌推广、游戏娱乐、文博旅游等多个行业和商业场景中。“初级数字生命”在医学健康领域的应用更贴近于数字生命的本质，研究者综合运用各种分子生物学技术，实现将碳基生命数字化这一过程，将有机生命“量化”，然后解读生命数据。
从传统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数字生命显然不算是生命，它没有遗传物质，没有细胞的生长和繁殖。但正如影片中马兆所表述，数字生命对于普通人的诱惑过大。暂且不去追究这些直击人类根源的深奥问题，“数字生命”仍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入钻研和反复推敲的学术课题。但试想未来某一天人类能够实现这项技术，“数字生命”或将成为延续人类文明的一种创新方式。
（摘编自《科普中国》）
以新思想为指导推进新时代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回答的是“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观点，重点表达的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什么、干什么”等根本问题；方法，主要解决“怎么看、怎么干”的问题。我们要深入把握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解决问题。
一要秉持人民至上、人民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我们党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我们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战争年代，沂蒙人民把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尺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为了解决人民子弟兵的吃饭问题，陕北老百姓第一天把粮食端出来，第二天把牲口牵出来，第三天把种子捧出来。渤海老区的小推车推出共和国的黎明，延安的小米滋养了革命。可以说，党与人民的关系不仅是舟与水的关系、鱼与水的关系，当然绝不是油与水的关系，而是血肉难分、骨肉相连！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书写，不能半心半意，不能三心二意。要走到田间地头，坐到百姓灶头，情暖人民心头，真正响应群众愿望，表达百姓诉求，歌咏人民创造，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二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学自觉。中国传记文学星汉灿烂，具有辉煌的文化典籍、独具的美学神韵，丝毫不逊色地彪炳世界文学星空。从现实看，中国当代传记文学也以自身魅力，闪耀出炫目的奇光异彩。在文学工作中，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文化自觉，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弘扬中华审美神韵，以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写新时代新史诗，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作出文学不可替代的新贡献。
三要坚持守正开新、接根续魂。守正，就是胸怀正气、恪守正道、行事正当，守护信仰与信念，守住责任与担当，守望良知与高尚。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守正的保障，创新就是敢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敢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敢写前人没有写过的文章，绝不能醉心于自言自语的自我欣赏，陶醉于象牙塔中的寻章摘句，热衷于脱离实际的玩世高蹈，沉湎于生造概念的孤芳自赏，那会失魂落魄、丧失前途。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守正，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砥砺心志，锤炼胆识，永不僵化、决不停滞，努力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文坛奇迹。
四要突出问题导向、舒解为要。直面现实的“问题意识”，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今天我们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广度、深度、幅度、速度、密度、程度空前。我们工作中，既要解决老问题，又要察觉新问题；既要解决显性问题，又要解决隐性问题；既要解决表层次问题，又要解决深层次问题；既要解决难以解决的问题，又要解决容易忽略的问题。我们必须善于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解决问题，秉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隐患于未然，化解于无形，力避化危为险，做到化危为安，争取化危为机。
五要涵养天下情怀、开放包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我们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前途前进。作为传记文学工作者，我们应该也必须拓展世界眼光，涵养人类情怀，推动中国传记文学走出去，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把人类“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汇集到传记文学创作中来，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中国文学的贡献。
（摘编自李一鸣《以新思想为指导推进新时代传记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饮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西方国家的饮食文化因受其外国移民的影响，结合自身的饮食习惯，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中国的饮食文化受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的影响，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拥有独具特色的饮食风俗，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饮食观念上，《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让中国的美食和饮食文化不仅火遍大江南北，更是红遍海外。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的饮食强调的是对“美”的体验和追求。这种“美”来自食物的“色、香、味、型、器”，从嗅觉、视觉、味觉和触觉等体验来享受食物本身所带来的美好感受。西方的饮食则注重“实用性”，强调食物的营养价值，有利于身体健康。在西方的饮食观念里，吃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与精神享受没有关系。
饮食结构上，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这就决定了在食材的选取上，主要以谷物为主，其次是蔬菜，肉类较少。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常看到的是米饭、馒头等主食配以鲜炒时令蔬菜。而西方国家多是游牧民族，在饮食上以肉食为主，配以蔬菜沙拉等生食。中国人和西方人虽然都吃肉类，但是除了中国在饮食上辅以肉类、西方在饮食上以肉类为主的差异外，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对动物内脏的态度。中国人钟爱动物内脏，无论是猪肝、羊肚，还是牛杂、鸭胗……无不让中国人垂涎三尺。西方人很难接受这些食物，他们也吃动物内脏，比如法国的鹅肝，西班牙的血肠等，但跟中国人对于动物内脏的热爱程度相比就相差甚远，这主要是受其宗教信仰或是与对于食物营养价值的追求有关。
烹饪方式上，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烹饪方式达20余种，有八大菜系，不同地区同样的食材，经由不同厨师的加工会呈现出不同的味道，所以中国的烹饪是一门艺术，他结合了厨师的个人风格，饱含“艺术创作者”本身的认识和灵感，西方的烹饪方式主要是烧、煎、烤、炸、焖，厨师在烹饪的过程中严格按照菜谱中食材的配比、用量进行操作，丝毫不敢懈怠。这样的烹饪方式主要是与西方人着重强调饮食要科学和营养搭配要平衡有关系。
饮食器具上，中国人使用的餐具主要有夹莱的筷子、喝汤的汤匙、吃饭的饭碗、盛菜的盘子（深碟）、喝茶的茶杯、喝白酒的酒盅等。西方人就餐时使用的餐具则是盛食物的盘子、切割食物的刀子、取用食物的叉子、进食的汤匙、喝水的水杯、喝红酒的酒杯、喝白酒的酒杯等。筷子和刀叉是中西方饮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餐具，代表了中西方生活方式和饮食观念的不同，是中西方智慧的代表。
在餐桌礼仪上，中国是礼仪之邦，因而在就餐的时候也非常讲究饮食礼仪。中国就餐讲究用圆桌，宾客围桌而坐是有讲究的，主要遵从长幼有序原则。而西方在餐桌上排座位时则以女士优先为原则。西方就餐用长桌，一般男女主人各坐在长桌的两端，男主人左右两边分别坐的是第一和第二重要客人的夫人，女主人的左右两边则坐的是第一和第二重重要的男客人，依次类推。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上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避免不应该出现的失误，能够更好地达到有效交流的目的。
（摘编自宋秀萍《浅谈中西方饮食文化之差异》）
战国时期， “鸿沟”便跻入中原版图。公元前 361 年，魏惠王自安邑迁都到大梁（今 河南开封） ，第二年就开凿以大梁为中心沟通黄河与颍水的“大沟”， 即“鸿沟”的前身。到魏襄王时期便有了“鸿沟”的说法。事实上，鸿沟的修建经历了几个阶段， 几番修 整才最终成型。鸿沟以黄河为水源， 呈西北— 东南流向， 包括涡水、涣水、睢水、汳水等 分支， 整体上引黄河水南下，经大梁西面的圃田泽（今河南省中牟县西）将水引至都城大 梁，后又向东延伸， 经大梁北郭到城东， 再折而南下，汇入淮水的支流颍水。鸿沟成为最 早沟通黄河和淮河两大流域的大规模人工运河。
自大梁南折入淮河后，鸿沟还联通起济、濮、睢、汝、泗等支流， 使各水系与淮河有 了交集，在原本“各行其道 ”的河、淮流域之间织起一张奇妙的水网， 与早已成型的淮河 邗沟水网相连相通， 进而在黄淮平原上形成完整的“鸿沟”水系。
鸿沟在改善交通的同时， 还以一己之力， 承担起灌溉大任，大大促进了魏国的农业发 展，河水流淌过诸多富庶地区， 也将实打实的财富带入魏国， “南有鸿沟”更成了战略家 苏秦对魏国实力的慨叹。国都大梁， 从原先的普通小城摇身一变， 成了“诸侯四通，条达 辐辕”的富饶之地， 鸿沟流域更成了当时最为重要的粮食产区。位于鸿沟水系的定陶、淮 阳、寿县等城市也因水而兴，远近闻名。更难能可贵的是，原本民情有别、风俗各异的南 北方也随着水上交通的发展，有了难得的交流机会，许多北方的文化风俗悄然走进南方民 众的生活。被鸿沟水系哺育滋润的中原地区， 也在航运的加持下日渐富饶， 逐渐成为全国 的经济中心。魏国也因此富国强军， 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令人唏嘘的是， 鸿沟的加持并没有如料想般为魏国带来绵长的国祚，反而提前给魏国 “热好盒饭”。公元前 228 年， 强势东出的大秦势如破竹，兵指魏国， 一计黄河淹城， 很 快便让大梁不攻自破，使魏国沉寂于历史的车轮之下。其实， 秦国很早便盯上了“鸿沟” 航运带来的“香饽饽”。公元前 249 年， 秦将蒙骜伐韩， 先后取成皋、荥阳，秦国随后在 荥阳东北的教山上建立粮仓，用于屯兵储粮， 取名“敖仓”。秦灭六国、实现一统后， 敖 仓成为河、渭漕运的中转粮仓， 储粮甚丰。
毗邻鸿沟， 享航运之便， 依傍敖仓， 据天下之粮， 多重光环下，荥阳也成为秦时的军 事重镇，更成为后来楚汉的必争之地。也正是一场楚汉争霸， 让鸿沟有了真正“名垂青
史”的机会。楚汉相争， 汉军接连失去敖仓、甬道，屡战屡败之下，刘邦渐失信心，试图放弃夺回荥阳、成皋，退守巩、洛。谋士郦食其认为此时正是收复荥阳、重据敖仓的最好 时机。 一番筹谋，“复取成皋， 军广武， 就敖仓食”，原本极为不利的形势便发生了逆转。于是， 刘邦与项羽“讲和”，“汉四年， 项羽与汉王约， 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 汉，东为楚”。
自此， 原本一心载船运粮的“鸿沟”，因着卓越的经济贡献， 逢着一场机缘，在狼烟 四起的乱世，化身二分天下的界线， 作为明确的政治疆界，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符号。
“鸿沟”的意义中被添上一笔——两物之界线，不可逾越。
就在项羽领兵东去途中， 刘邦单方面撕毁条约，大力追击楚军，其后项羽乌江自刎， 刘邦建汉。如今，象棋的棋盘上都赫然画着一道“楚河汉界”；前往汉王城遗址的路途 中，名为“鸿沟”的石碑悄然屹立。它们都不会说话，却见证着千百年前的那场烽火狼 烟，记忆着属于中华大地的一段过往。
严格来算， “鸿沟”不算长寿。西汉末年，黄河大肆泛滥，甚至平均 20 年就发生一次 决溢。由此，开封东南的广大地区饱受水淹之苦， 鸿沟也因大量河水的浸灌而淤塞。眼见 苍生遭难， “鸿沟”受害，人们没有坐以待毙。永平十二年， 东汉王景奉命治水， 对鸿沟 的支流汴渠进行疏浚。整整一年缠斗，大量人力投入，百亿钱财消耗， 终于换回汴渠正常 通航。可惜的是，鸿沟水系中的其他河流或断流， 或因淤塞与鸿沟分离，或再不见记载，
完整的“鸿沟”水系就此与世人告别。但某种意义上说， “鸿沟”又从未远去。隋大业元 年，通济渠开通，鸿沟水系得到再一次修整。唐开元十年，玄宗在河南郑州开河口、设置 水闸， 以此通淮、泗。北宋建立后， 汴河一直被作为主要的漕运干线， 时常得到修整完善，年运六百万石粮食， 被统治者作为“建国之本”置于心头。
如今， 河南淮阳县以东的蔡河、老蔡河都满载着鸿沟的痕迹， 流淌于今时今日。当今 的河南省西华县，以前叫作鸿沟县。而“鸿沟”的生命， 在其他地方得到焕新与延续。翻 开成语词典我们能找到“判若鸿沟”的词条， 小朋友们还会学习什么叫做“不可逾越的鸿 沟”。古今穿梭间， “鸿沟”不再是硬邦邦的界线，反而创造着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可能与 途径。 1983 年，美国哲学家莱文在论文中提出一种观点， 认为外在的科学视角与内在的经 验视角之间存在一条无法弥补的沟壑。1999 年， 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在一份报 告中阐释了一种现象，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存在差距。在我们的话语里，前一 种现象，叫作“解释鸿沟 ”，后一种差距，意为“数字鸿沟”。或许在未来，“鸿沟”还 会有新的打开方式， 新的内涵意指。
“鸿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穿越时光， 完成了一场又一场奇妙的旅行。
（改编自念缓《鸿沟为什么是古代重要的地理分界线？》）
当我们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首先接触到的是文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言作为构成文学作品的一个层面， 不能 仅仅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媒介和工具。在文学作品中， 语言的选择、运用和创造， 表明了作家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和对事物的一种独特的评价。
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仅就其指向性的特点来讨论一下。
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审美。因此， 文学的真不属于自然的真。文学从本来的意义上并不是对一件真实事件或一个真实人物的真实叙述，它是作家创作出来的作用于人的知觉、情感和想象的人类经验。“这种创造物从科学的立场和从生活实践的立场上看，完全是一种幻觉。这种创造出来的幻象可以令人联想到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地方，就像历史性小说或是描写某一地区风貌的小说可以令人回忆起往事一样。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创造出来的幻象却是一种不受真实事件、地区、行为和人物的约束的自由创造物。”（苏珊·朗格《艺术问题》）这样， 普通生活中的客观世界和文学作品中的艺术世界是不同的。艺术世界尽管最终来源于客观世界，但又完全不同于客观世界。艺术世界作为一种幻象， 它的逻辑另是一样。在艺术世界中说得通的东西，在客观世界未必说得通。反之， 在客观世界说得通的东西，在艺术世界未必是合乎逻辑的。在这两个世界的叉道上， 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也就分道扬镳了。普通语言是“外指性”的， 而文学语言是“内指性”的。普通语言指向语言符号以外的现实环境， 因此它必须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 必须经得起客观生活的检验，必须遵守各种形式逻辑的原则。譬如， 如果你的一个朋友见面时问你：“你现在住哪?”你必须回答说：“我住在北京西长安街甲 40 号”之类，你不能回答说：“我住在天堂”或“我住在地狱”。文学语言则是具有“内指性”的 语言， 它指向作品本身的世界， 它不必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而只须与作品艺术世界相衔接就可以了。例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里的花和鸟，不是指自然界中的花和鸟，自然界中的花不会“溅泪”，鸟也不会“惊心”，这里的花和鸟属于杜甫的诗的世界， 它在这诗的世界中合乎情感逻辑就可以了， 不必经过动物学家去检验。杜甫的名句“月是故乡明”，明显地违反客观真实， 但因为它不是“外指性”的，而是“内指性”的， 因此在诗的世界里它不但说得通，而且深刻地表现了思念故乡的真实感情。
概而言之，文学语言的“内指性”特征，只要求它符合作品的艺术世界的诗意逻辑，而不必经过客观生活的验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是“自主符号”，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第一，西洋小说输入，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产生变化；第二，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吸取整个中国文学的养分因而发生变化。后一个移位是前一个移位引起的，但这并不减弱其重要性。没有这后一个移位，20世纪中国小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获得自己独立的品格，并取得突出成就。
在论述西方小说的启迪时，我有意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简化为西洋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过程，在“挑战——应战”的模式中理解中国小说形式的嬗变，以便详细勾勒晚清作家和“五四”作家共同完成的转变的运动轨迹。而在论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时，我着重强调这两代作家主要不是接受中国古代小说，而是接受以诗文为正宗的整个传统文学的影响；在引笑话、轶闻、答问、游记、日记、书信等形式入小说以及借鉴“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部分转变了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我把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传统文学的转化作为论述重点，但并不否认文化背景的变迁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把纯形式的小说叙事学研究与注重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而又不流于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并非易事。
从表面看，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的区别，表现在“五四”作家比晚清作家更多借鉴西洋小说技巧。如此说来，中国小说叙事模式演变的过程也就成了中国作家逐步掌握西洋小说技巧的过程。这未免把复杂的文学运动简单化了。晚清作家的根本缺陷是受社会思潮影响而无力突破“中体西用”的格局，幻想接受新技巧而保留旧道德。从林纾、吴趼人一直到辛亥革命后的鸳蝴作家，都以为可以借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而撇开其思想内容。殊不知抛开对个人内心生活的关注而学第一人称叙事，抛开现代人思维的跳跃与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而学叙述时间的变形，一切都成了变换“布局”之类的小把戏。与晚清作家比，“五四”作家转变思维方式，周作人谈“直译”、说“模仿”，鲁迅、沈雁冰学思想同时学技法。“五四”作家借助“拿来主义”冲破“中体西用”的限制，把西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接受。新技巧只有在适合表现新人的新意识时，才可能真正被感知和利用。当然，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相比，距离不在具体的表现技巧，而在支配这些技巧的价值观念。作家对世界与自我认识有突破与革新，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才可能真正实现。“五四”作家突出小说中的非情节因素，借用容易产生强烈感情色彩的第一人称叙事，以及根据人物内心感受重新剪辑情节时间，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突出作家的主观感受和艺术个性。而所有这些，跟“五四”时代个性主义思潮之强调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单从社会思潮角度，当然也可以部分解释这两代作家的艺术革新的成败利弊，但很难真正体现“小说革新”的特点。因而我选择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作为影响于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文化因素来重点论述。中国小说主潮实际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白话利于叙事、描写乃至抒情，可章回小说脱不掉说书人外衣，作家就只能拟想自己是在对着听众讲故事。即使只是拟想的，那么作家就只好讲故事，而且只能以说书人口吻连贯讲述以情节为中心的故事。自觉把写作对象定为“读者”而不是“听众”，这是晚清才开始的。报纸、杂志的出版，使小说可以“朝脱稿而夕印行”，甚至下章还没动笔，上章已印成铅字与读者见面。书籍的大量印行，使作家不再谋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直接迅速地跟读者对话。由拟想中讲故事到明确地写小说，这一转变使作家得以认真考虑“写——读”这一传播方式可以容纳的各种技巧。说书人口吻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连贯叙述也不再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了；同样，小说也不一定非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不可了。中国小说这一传播方式的转变一从口头化到书面化，无疑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
（摘编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导言》）
请根据文章进行概括。
许多人可能觉得故事和真相的联系很松散。其实故事是对事件变化过程的选 择性连贯叙述， 强调局面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切故事都有三个必不可少的 元素。
变化过程。没有变化， 就没有故事。如果故事里的英雄在开头和结尾完全相 同， 你讲述的就不是故事。迈克尔·柯里昂从正直的军人转变成了最无情的黑手 党老大。多萝西从奥兹国回到了家，但她本人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2008 年 金融危机的积累阶段使我们从全球经济比较平衡、银行资产负债表比较保守的时 期进入了资产负债表日益失衡、膨胀和危险的时期。相比之下， 关于银行年复一 年接收相同存款、发放相同贷款的描述完全没有任何故事性可言。
因果关系。原因和结果是一切故事的核心。因为丁丁发现了模型船里隐藏的 羊皮纸， 所以他踏上了加勒比寻宝之旅。因为特洛伊人决定将巨大的木马带进城 内， 所以希腊人蹂躏了这座城市。因为利率极低， 所以投资者在寻找回报时选择 了风险更大的项目。这是故事的逻辑所在， 也是听众相信故事的原因： 讲述者需 要说清事情发生的原因。
触发事件。将因果关系和变化结合在一起， 你就获得了剧作家所说的“诱发 事件”，即变化过程开始的原因。每个故事都需要一系列事件的最初诱因。德古拉雇用法律事务所监督英国房地产的采购。莱娅公主得到了死星的计划并将其隐 藏在了机器人 R2-D2 内部。当然， 之前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像最近关于窃取计 划的《星球大战前传》展示的那样） ，但是这件事标志着故事正篇的开始。在关 于多个原因和结果的叙述中，触发事件是最初的原因。
好故事还有其他许多元素——英雄、恶棍、导师、骗子、盟友、挫折和障碍、 转折和戏剧性发现，但这三者是每个故事必须拥有的决定性基础。
当我们倾听和讲述故事时， 我们应该记住它们所描绘的真相具有多大的灵活 性。2015 年，邱园出现了每年超过 500 万英镑的资金短缺。在实行紧缩政策的 英国， 政府预算似乎准备进一步削减邱园的公共资助。邱园实施了裁员， 并且搁 置了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园长查德·德弗雷尔（RichardDeverell）需要 强调该组织的重要国际角色，说明政府继续提供资助的理由。
作为前英国广播公司财务主管， 德弗雷尔理解故事的力量， 他请我帮助邱园 设计一个新的故事。他热情地说起了乔治三世（GeorgeIII）的母亲奥古斯塔王 妃（PrincessAugusta）在邱宫附近建造皇家花园的故事，后来，乔治三世将里士满花园和邱园这两个皇家花园合并。1841 年，花园被捐赠给了国家。我们的 会面持续了一个小时，这段历史叙述占据了前 15 分钟。我并不吃惊。德弗雷尔 的员工已经向我提供了他最近向重要利益相关群体发表的几次演讲的稿子，每份 稿子都是从邱园的历史开始的。他讲述的关于奥古斯塔王妃和乔治三世的一切都 是真实的，但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故事。对于皇家财产和慈善捐赠的回忆只会强化 邱园希望摆脱的“传统花园 ”形象。当然，德弗雷尔在讲话中也谈到了保护独特 的植物收藏以及与顶级机构的科学合作，但他的听众此时可能已经在心里为邱园 贴上了“ 明日黄花 ”的标签。
我在 2015 年就邱园最大的贡献指明：试图将自身定位为 21 世纪顶尖研究机 构的组织不应该将泛黄的历史作为自我介绍的支点。我们对邱园的全新介绍始于 距离伦敦西南花园区（邱园所在地）很远的地方。
第一部分根本没有提及邱园。它描述了植物对于世界许多严重挑战的重要意 义。这些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可持续能源供给、食品安全以及我们尚未发现的许 多对于新型食品、材料、医药和燃料非常重要的物种正在消失的悲哀现实。简而 言之，植物极为重要。为了我们自身的生存，我们需要在植物消失之前更多地了 解它们。
此时，故事才转向邱园。我们描述的邱园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布满灰尘的宝 藏，而是具有独特重要性的全球科学资源，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植物数据库：花园 中的活体收藏、干燥标本收藏、脱氧核糖核酸收藏以及著名的千年种子库中的种 子收藏。在这个崇拜大数据的世界上，这些资源是英国和国际科学的宝贵资产。 除了数据库，邱园还拥有植物科学领域最优秀的技能组合，包括植物识别和培养 领域的顶级专家。最后，邱园与全球研究机构建立的关系不亚于英国政府可以吹 嘘的任何外交关系。
换句话说，邱园可以很好地满足了解和保护植物的需求，为人类自身的生存 做出贡献。接下来的故事讲述了邱园满足这种需求的方案：将收藏数字化，供全 世界访问，指导国际保护工作，将生物多样性项目的相关资源应用到人类福祉和 发展上。这最终将有助于新的食物、材料、燃料和药物的发现，并且可以使基因 多样性得到更好的理解和保护。
它展示了邱园的工作与人类美好未来的因果关系。它很连贯。最重要的是， 它具有选择性，只描述了将邱园定位为现代科学资产的内容。它只呈现了邱园的 一个版本。邱园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园艺师，听到这个关注科学的故事，他们可 能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由于他们的高超技能和奉献精神，邱园成了一座非常精 美的花园。此外，邱园还拥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历史建筑，包括维多利亚棕榈屋、 乔治佛塔和邱宫。面对园艺家和历史学家，你可能会讲述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个 故事可能始于奥古斯塔王妃和她的著名园艺师威廉·艾顿（WilliamAiton），或 者关注花园每年为 100 多万游客带来的快乐和教育价值。这些故事都是关于邱园 的竞争性真相。它提出了一个因果链条，淡化了其他因果链条。具有其他因果关系的故事构成了竞争性真相。
关于邱园，你可以讲述的事情有很多。问题是你应该讲述什么。面对已将邱 园视作历史遗产的议员和公仆，你显然不应该谈论更多历史。相反，你的故事应 该着眼于科学和数据，应该展望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在一个将邱园描绘成顶 尖大学科学院系而不是灌木丛、优雅的建筑和百年古树的故事里，花园本身只起 着很小的作用。第二年，在财政紧缩的大环境下，邱园获得了新的财政拨款。政 府保证未来 4 年每年提供。2000 万英镑拨款，并为重要项目另行拨款 5000 万英 镑。
（节选自[英]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刘清山译）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关注政治统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他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你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民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以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就不必因为它承负传统而视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我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你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他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选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有删改)
网络空间是将人群聚集起来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更是年轻一代学习、娱乐和交往的平台，为保证网络空间的有序，制定和遵守相应的规则是必要的。不仅如此，网络空间还需要每个人对网上的其他人给予应有的尊重。简言之，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行为是由网民的观念意识引导的，而文明的网络行为是在一系列文明的观念意识支配下形成的。由于青年是网民的主体，其网络行为对网络空间的文明状况有极大影，因此引导他们树立文明的网络行为观，无疑有助于网络行为失范的校正和网络空间的治理，有助于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网络规范必不可少，这已是共识。但需要有什么样的规范，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底线伦理或“负面清单”是共识性最强也是最起的网络行为规范，通过明确“不能做什么”来列出的网络行为负面清单，通常也是有法律强制性的禁区，构成最低层次的网络道德规范。
归纳学术界对网络失范行为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五不”来认识网络行为的底线要求，或以此作为网民尤其是青年们文明上网的负面清单。
不伤害——网络行为者既不要有意作恶。也不能无意为恶，如在网上进攻击、谩骂，诋毁他人的名誉，或侵犯他人的安全、自由、隐私和利益等。
不偷盗——在网络信息空间中，要像对待现实世界中的商品一样。以合法合规的方式获取所需的信息，抵制侵犯知识产权的不道德行为。
不造假——每一个网民要从不进行信息造假做起，确保自己在网上发送的信息是真实的，尤其是自媒体。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编造耸人听闻或哗众取宠的谣言。
不浪费——即不发生信息浪费的行为。向网络发送垃圾信息不但会成网络资源的浪费，也会耗费网民的时间和精力。信息时代工作效率的提高本来使我们获得了认知盈余，但网上的垃圾信息、造谣与辟谣之间的拉锯战又无端消耗了我们的认知盈余。
不盲从——上网时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不轻信网络谣言而上当受骗，没有造谣的网民，就没有网谣的市场，网民就不会被网络污染的策划者所利用，不会不明真相卷入人肉搜索或网络围攻。
底线意识主要是从否定性的角度确立了网络中能做什么；而一旦在网络空间中产生了行为，无疑就是开始了“做什么”，只要有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去主导人的行为，于是就有了肯定意义上的网络行意识。其中，做到平等待人或尊重他人可以说是形成积极网络行为的基准意识，而这种基准意识可以通过“等效意识”“反身意识”“价值意识”和“契约意识”来具体体现。
所谓“等效意识”，就是当线上虚拟世界出现道德失范行为时，要将其视为与现实世界中的道德失范行为具有等效的实际影响，因此需要一视同仁地对我们线上和线下的行为提出道德规范要求。
所谓“反身意识”，可以说是等效意识在自我和他人关系上的延伸，即一个人的不当行为有可能损害到他人时，转换视角去设想当自己是这种行为的受害人时会有什么样的切身之痛，有了这样的反身意识，就会自觉抵制许多不良的网络行为，就不会到网上去传播谣言。
“价值意识”在网络行为中有多方面的体现：第一，它表现为对他人信息劳动的价值认同，从而尊重知识产权；第二，重视信息内容的文化意义，从而积极传播内容健康的信息；第三，意识到网络作为信息技术的价值负载，从而关注信息技术使用的道德效应。由于技术普遍是负载价值的，不当使用网络可能会产生出负价值，如对网络游戏的沉迷会耽误学业和事业。此外，网络是“内容为王”的空间，是各种思想交锋的新的疆场，青年人尤其是被争夺的对象。因此，正确的价值观对他们而言具有主导性的作用。
“契约意识”就是要具有信息契约精神。网络空间中，在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中新出现了大量的利益分配乃至利益冲突问题，冲击了传统的信任机制，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来规范各自权利和义务成为重构信任机制的重要方式之一。
当作为未来希望的青年一代在网上讲诚信、守契约、服从大局时，网络中新的信任机制可随之形成。
（摘编自肖峰《从底线伦理到担当精神：当代青年的网络文明意识》）
材料一：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始终把爱国主义精神作为首要的价值标准，一向主张先爱国，后立家，信奉无国便无家，“家”为小家，“国”是大家。不管是国泰民安，还是国难当头，都要先大家而后小家。中华民族历来反对涣散分裂，追求团结统一，强调群体优势，崇尚众志成城。爱好和平，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的传统文化一向主张“和为贵”，追求天下大国的太平盛世，奉行“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仁”为本，反对战争与暴力，反对冤冤相报，主张以德报怨。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和生命意志。传统文化歌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信奉“天道酬勤”，勉励人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上独特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骨，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哲学智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充满着深刻的大智慧，是东方哲学的杰出代表。这大智慧集中体现在“儒、道、释互补”之中。儒家思想以孔孟之道为代表，其核心是“仁”，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以“中庸之道”为哲学理念。“仁爱”与“中庸”，均极富智慧。道家思想以老庄之道为代表，其核心是“道”，以太极八卦、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为主要内容。其代表性著作《易经》，是中国学问之根据，《易经》中的智慧渗透在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而《道德经》和《庄子》，亦为两部智慧奇书，其中的奥妙哲思尤为士人与士文化所推崇。中华道家文化之“道”，是深邃的大智慧。佛家思想，即佛教世尊释迦牟尼之佛法，其核心是“空”（佛法博大精深，不可思议，难以言说），以“心性”“色空”“因果”“涅槃”等为主要内容，以揭示生命奥秘，达到了生脱死为终报。佛教的智慧精深奥妙，不可穷尽。儒、道、释，分而观之，各自智慧超群；综合起来，三位一体，交融互补后，其智慧在古代登峰造极。儒道释互补，便凝练出“外儒内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天地精神，人间情怀”等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智慧与胸襟。上述儒道释互补的哲理智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度，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有睿智的头脑与博大的胸襟。
（摘编自郑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意义》）
材料二：
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在这个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不同阶层的人都有着自己独到的主张，于是，“百家争鸣”应运而生。百家，表明当时的思想家层出不穷。他们为后世播撒下智慧的种子。
儒家的仁心——和谐世界，稳定发展
孔孟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和谐而又美好的世界，是从身体到灵魂的洗礼。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要善待并且珍爱周围的各种事物，要谦虚礼让，尊老爱幼，要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基本的道德意识。
细细品味孔子所说的“仁”，我认为其中包含的意思有这样几层：首先是孝悌之道，对自己长辈的尊重和对兄弟姐妹的团结友爱；其次包括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所谓忠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恕也，当然还包括礼、智、勇等等。孔子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要心胸宽广，意志坚强，把天下太平作为己任，这个任务虽然责任重大，路途坎坷，但是需要我们一直努力，不断进取。对于如今社会，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我们应该从孔子那里学到作为一个有素质的人，应该对自己的家庭先建立起责任心，对长辈要孝敬、对小辈要疼爱，努力建立起一个和谐的家庭，进而让一个个小家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
孟子的“性善”是说人生来就有不忍之心，但最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要经过后天的悉心培养才能成为完美的道德。但是在成长过程中，不免有外物的诱惑，假如只知道贪图一时之快，善良的心就会渐渐丧失，所以要“求其放心”，通过自我修养把丧失的善良之心找寻回来。
道家的智慧——上善若水，超脱世俗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老子认为，柔弱的东西充满生机，刚强的东西难以持久。有着无比的韧性和持续性，是一种长久之道和制胜之道。我觉得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必须要学会“柔弱”，太张扬个性总是有危险的，毕竟谁也没有包容你的义务。而老子提出的持续性，包含我们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终究要我们考虑到的是长久的战略。我们要从老子的话中领悟，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这大概就是老子给后世开出的治世良方。
对于庄子，他的超然让人心生敬意，无己无功无名。要达到这种精神状态，就要排除一切人为的桎梏，最终求得逍遥自在。当然，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他目睹了社会的黑暗、险恶和残酷，一面披露着现实的险恶，一面又思考着人在乱世困境中，如何保全生命，获得精神心灵的自由。我们和庄子要学到的是一种如何面对困境的心理状态，或许过分超脱我们不需要，但是总要知道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意外，需要在困难和磨炼面前依旧无畏。
墨家的兼爱——兼相爱，交相利
墨家学派在当时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治团体，成员必须服从首领，必须积极实行墨家的主张。创始人墨子所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是一种政治哲学，他在不否定自爱的同时，提出了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他并不鄙视自利，而是希望自利和互利能共同发展。在这种爱意融融的互助关系中，天下才能实现和谐、富足。墨子的兼爱互利体现着一种劳动人民朴实、纯真、善良的品性与愿望，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这就与儒家有些不谋而合的地方，提倡和谐，追求和平。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的背景下，他们对世界友好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歇过。对于今天也如此，兼爱互利应该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自己的利益固然重要，但同时应该共同发展，应该考虑到世界人民其实是一个大家庭的事实。
（摘编自《先秦诸子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